卡夫卡的第二封信還沒有寄出，費麗絲父親的回信就已經到了，所以這第二封信沒有寄出去。費麗絲父親在回信中，同意了卡夫卡對他女兒的求婚。但是，卡夫卡接到這封信後，沒有對他做任何直接的回答，而是寫了一封信，請費麗絲轉交她父親。費麗絲很可能沒有轉交這封信，她要求卡夫卡改變一下信中的某些提法，但卡夫卡沒有接受她的請求，他援引了格裏爾帕爾萊、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萊斯特、福樓拜等人的事跡，這些都是他一直非常崇拜的作家，卡夫卡告訴費麗絲說，他不能改變信中的措辭。
卡夫卡為了替自己辯護，解釋自己各種行為，進而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他經常引用一些作家的生平和事跡，這些作家在生活和創作上都遇到了許多困難，卡夫卡總是借用他們的遭遇來說自己，而不敢直接地把矛頭指向自己。1913年9月，卡夫卡第一次與費麗絲產生了裂痕，這給他以後做出此類行動選擇了一個模式，並逐漸固定下來。當他必須在“生活”和文學兩者之間做出一個選擇時，他總是選擇後者，但是，從實際生活看，他的這種選擇隻是表層的，是表麵現象。其實，在內心裏，他從不反對生活，所以，這種選擇總是不停地進行著。在這期間，卡夫卡和他在保險事務所的同事一起，去維也納旅遊，並在那裏參加了“國防救護和衛生會議”，通過這些事務性活動，他從這種嚴酷的抉擇中解脫出來。在維也納期間，他給費麗絲寫了幾次信，向他講述了國際救護和衛生會議的情況，並轉達了與此同時在維也納召開的猶太複國主義者大會的情況。9月中旬，他獨自一人繼續去特裏斯特和威尼斯旅行。途中經過維洛那，在那裏他給費麗絲寄去了最後一張明信片。之後，他住進了裏伐療養院，這所療養院他早些年曾經來過。卡夫卡在裏伐療養院住了幾個星期，在那裏他結識了G。W。，她才18歲，是一個瑞士姑娘。這是卡夫卡的第二次豔遇，是卡夫卡第二次與“一個嫵媚的姑娘有甜蜜的風流韻事”，他“第一次認識了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姑娘，他幾乎完全陶醉於她那女性的魅力之中”，而這一次，“她還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而他則完全恍惚迷惘，不知天南地北了”。10年以後，卡夫卡還經常提起那些日子，說那些日子充滿了“寧靜的醉意”。與上次一樣，卡夫卡對這次豔遇也是守口如瓶，對任何人也沒有說過。三年半以後，卡夫卡也為這棵愛情樹建起了一尊紀念碑。這尊紀念碑比前一尊更加清晰、更容易辨認。如果說，拉邦隻是想躲避鄉村的婚事準備工作，那麼，“獵人格拉胡斯則在裏伐降落了，他既沒有完全斷氣，也不是好好地活著，而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獵人格拉胡斯，這個名字同卡夫卡作品中其他的人名一樣，也包含著雙重含義，是人們注釋作品的重要突破口，“格拉胡斯”是意大利語，意思是“穴鳥”，而“卡夫卡”也是“穴鳥”的意思。在作品中，格拉胡斯這樣說他自己：“沒有人會閱讀我在這裏寫的東西，沒有人會來幫助我……想讓別人來幫助自己，這種想法是一種疾病，它必須在病床上才能得以治療，這一點我很清楚，所以，我不是為了求得別人的幫助才寫作的，雖然，我十分強烈地希望會有人來幫助我。不管我有多麼自由，比如現在，我總希望有人會來幫助我。”
卡夫卡從裏伐回來之後的兩星期，恢複了同費麗絲的通信，同年11月1日他還去柏林看了她。1914年5月，費麗絲來到了布拉格，租了一套住房，後來在費麗絲的朋友格雷特，以及卡夫卡的一些朋友的幫助下，卡夫卡與費麗絲·鮑爾於6月1日在柏林舉行了訂婚的儀式。這對卡夫卡來說，是“解救自己的一個嚐試”。他在日記中寫道：“去年夏天我同費麗絲決裂了，那是因為我過多地考慮文學創作……我那時一直認為，結婚會損害我的文學創作……我不能倍加絕望地等待著，我不能目睹著費麗絲漸漸地離我而去，漸漸地消失，此外，我也越來越不能拯救自己了。”與費麗絲訂婚以後，並沒有像他希望的那樣擺脫困境，反而覺得自己像“囚犯”一樣被捆住了，“全身戴著鐐銬，被安置在一個角落裏”。7月12日，卡夫卡在柏林同費麗絲·鮑爾解除了婚約，隨即就去波羅的海旅行，在這之前的14天，薩拉熱窩爆發了戰爭。卡夫卡當時身體非常虛弱，因此，在義務兵役人選中被除了名。在他的書信和日記中，他很少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但是，他對戰爭的立場是很鮮明的，他十分憎恨挑起戰爭的人，他說：“我憤恨地詛咒他們，讓他們見鬼去吧！”卡夫卡對戰爭的批判是非常嚴厲的，這種批判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戰爭爆發後兩個月，他創作了小說《在流放地》，小說中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卡夫卡看待戰爭的目光；旅行者在詢問流放地的特殊行刑習慣時，眼睛中流露出批評、冷靜、求實的目光。
8月份，卡夫卡的大妹妹，為了躲避戰禍，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了布拉格的娘家，卡夫卡不得不搬了出去，離開了他稱之為“無法忍受的家庭集體”。他在比雷克巷10號租用了一間房子，由於他對噪聲特別敏感，左鄰右舍都把他看成一個可怕的幽靈，此後他多次搬遷。他搬遷後在日記裏寫道：“描繪我夢幻般的內心世界，這個念頭高於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現在還繼續枯萎著。隻有這——描寫我夢幻般的內心世界才能使我滿意。”
卡夫卡開始獨立生活以後，他的文學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過去的一年半裏，他的文學創作全部停止了，這時，他的創作能力又恢複了，他說：“幾天來，我一直在寫作，我真希望能這樣寫下去。現在情況同兩年前不同了，我再也得不到庇護了。我雖然進入了寫作狀態，但我總有這麼一個想法：事實已經證明，我這種有規律的、空虛的、令人神經錯亂的獨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與自己對話。我再也不凝視天空了。隻有這樣，我才有一個轉機。”
1914年8月，卡夫卡開始了長篇小說《審判》的創作，這次創作進程很快，兩個月的時間，他就寫了好幾章。到了10月初，卡夫卡休息了一個星期。10月8日到18日這11個夜晚，他一氣嗬成，完成了《美國》的一章（即我們現在看到的最後一章。這部小說最後也沒有完成），同時還完成了短篇小說《在流放地》。
長篇小說《審判》中有這麼一句話：“在他在31歲生日前夕”，小說主人公約瑟夫·K被處決了。而卡夫卡本人則在他31歲生日的前夕，決定去柏林同費麗絲解除婚約。在他的日記裏把在“阿斯卡納大院”舉行的退婚手續稱為“設在旅館裏的法庭”。《審判》的法律引文中，稱它為“故事”。關於這個看門人的故事堪稱卡夫卡的傑作，他本人對此也很得意。卡夫卡把這個故事從“在大教堂裏”這一章中單獨取出來，改編成一個獨立的短篇小說，名之為《法律麵前》，他經常給朋友朗讀這部短篇小說，而且他還把這個短篇小說選入他的短篇故事集《鄉村醫生》裏。
1914年10月份，由於卡夫卡的妹夫去服了兵役，他的工廠必須由卡夫卡照看，卡夫卡每天下午必須到工廠裏去。所以卡夫卡在日記裏寫道：“沒有寫作，寫作完全停頓了；今天又一事無成。”這一次，同1913年秋天一樣，卡夫卡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又開始思念費麗絲，他寫道：“在我的前麵是辦公室和每況愈下的工作，我總是六神無主，不知所措。我最堅強的支柱，是以奇特的方式思念費麗絲，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兩個月沒同費麗絲來往了，我過著十分安靜的生活。我夢見她就像夢見再也不能複活的死人一樣。現在，我又有接近她的可能性了，她又成了我一切事物的中心……現在，我一點都寫不了了，這倒不是因為我失去了寫作能力，而是因為我看到了接近她的義務、接近她的途徑。也許，我前麵隻有一些小小的障礙，我隻要衝破那些障礙就能與她重歸於好，但是，我不會這麼做……BL。的回音已經來了，我得趕緊答複她，為了這件事，我又沒了主意。”
上麵所說的BL。，就是費麗絲的女友格蕾特·布勞赫。從1914年開始，他們之間就有了通信來往，布勞赫是卡夫卡與費麗絲中間的橋梁，但是經過接觸，卡夫卡與布勞赫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但外人誰也不知道，隻是從格蕾特·布勞赫1940年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才知道。當時卡夫卡與布勞赫產生了曖昧關係，卡夫卡本人也隻知道這些，而布勞赫1915年為他產下了一個私生子，這個私生子在7年以後便夭折了，比卡夫卡死得還早，這些卡夫卡都不知道。
1916年1月，卡夫卡與費麗絲在博登巴赫重逢了，這是他們在解除婚約之後的第一次相遇，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倆都發現，對方沒有脫胎換骨的改變，我們雙方都默默地說，對方是不可動搖的，是無法改變的，也是毫無憐憫之心的。我要過一種美好的生活，這個生活是為了寫作而專門設計出來的，我的這個要求絲毫沒有減弱。但是，她對我這個無聲的要求卻不予理睬，她隻要求我中庸一些。她要求有一套舒適的住房；她所感興趣的是工廠，豐盛一點的飯菜，她希望有一間裝了暖氣設備的屋子，熱乎乎的，晚上十一點鍾就上床睡覺。她還撥正了我的手表，多年來，我的表一直快一個小時。她堅持認為，她這樣做是對的，而且，她還繼續這樣做下去。我對侍者說：“請給我拿一份報紙來，我要把它看完。”她指正了我的錯，她是有道理的。當她說道“個人的得分”時，她的嗓門很高；但說到理想的房間陳設時，我卻沒有絲毫糾正她的地方。
這一次卡夫卡與費麗絲的重逢，卡夫卡不再像第一次那樣偏激，而是現實得多了，他再也不想過違心的生活，而把費麗絲當成自己的一條出路。
卡夫卡一直想遠離布拉格，這個願望在這時期尤為強烈，但是他始終沒有想出辦法和理由。這時，他想借應征服役這個幌子，離開布拉格。1915年12月，他向他的上司第一次口頭上表達了這個願望：1916年5月他向工人事務保險事務所提出了一份正式的書麵服役申請，再次重申了這個願望。但在他當時的日記裏卻這樣寫道：“我把申請交給了經理，我請求他，如果今年秋天結束戰爭的話，就讓我晚些時候停薪休假，我要做長期休假。如果戰爭延續下去，我就請他把我解雇得了，其實，這純粹是謊言，如果我申請長期休假，若不批準，我就要求把我解雇，這裏，有一半是謊言。如果我直接提出辭職，這才是事實，但是，我不敢做這兩件假設的事情，於是就寫下了那彌天大謊——請求服役。今天，我同經理談了一次，但毫無收益。他認為，我要休假三星期的申請超過了一般雇員的標準……雖然，他覺得我提出長期停薪休假有些荒謬……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隻字不提我的文學創作。”
卡夫卡的這個申請沒有得到允許，後來他也不提了，因為沒有必要了。1916年7月，在馬琳巴特的巴爾莫拉爾旅館和奧斯鮑納旅館，卡夫卡與費麗絲共同度過了10個晝夜，他們同居了。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隻有在深層，也許會有一泓水才能稱得上溪水……同任何人一起生活，都是不堪忍受的，我並不因此而感到遺憾。我所遺憾的是，自己沒有獨立生活的可能性。”他感到，與費麗絲共同生活，這將是很困難的事情，他說：“我隻是通過信件才認識費麗絲的，但真正了解她本人，那隻是兩天前的事情。不過現在，我對她也沒有完全了解，我仍有許多疑團，她那充滿了柔情蜜意的目光，她那女性深層自動張開的時候，那是妙不可言的。”費麗絲走後，卡夫卡馬上給馬克斯·勃洛特寫了一封信：
……因為這事情糟糕到了極點，所以它才顯得稍微有所改善，至少，束縛我的繩索鬆了一些。我覺得自己稍微能適應一些這種事情了。她是一個蕩然無存的真空，她向我伸出雙手，求我救救她。同時，她又幫了我，我同她發生了以前從不熟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看到了她那充滿信任的目光，我不能對她置之不理。我將永久保存的那些東西撕破了（這不是個別的東西，而是全部）。我知道，從這個裂縫中會產生比生命更多的東西，產生出比生命更多的災難，但這不是我自己招惹出來的，而是別人強加於我的。對此，我沒有權利進行抵抗，更沒有權利在這事情發生以前，用雙手去引發它，以再次讓那樣一種目光注視自己……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有了一些轉機，我們倆之間的協議是簡單扼要的：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們就結婚，在柏林郊區租兩至三個房間，各自負責自己的經濟支出。費麗絲像以前一樣，繼續搞她的工作。而我呢，這可說不準。
1915年秋，卡夫卡獲馮太諾文學獎；11月，《變形記》在《近日新書》的第22卷、23卷合訂本中出版了；1916年9月《判決》在第34卷出版。同年11月10日，卡夫卡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公開朗讀自己的作品。他在慕尼黑的高爾茨書店朗讀了短篇小說《在流放地》，費麗絲也參加了朗讀報告會。據當時的報道，卡夫卡的朗讀與他的作品十分合拍，他的語調十分冷靜，更沒有當時盛行的那種宣言式激情，他的德語帶有濃厚的布拉格腔。這次朗讀，給卡夫卡帶來了巨大的自信心，他寫道：“我滿懷著勇氣從慕尼黑回來。”他的寫作狀態又恢複了。之後，他想方設法尋找一處新房子，一是因為原來租的房子太吵，二是給費麗絲準備的。但是沒有結果，後來，她妹妹把租用的一間小屋夜晚供他使用。1916年冬，他創作了《鄉村醫生》、《在遊廊裏》、《兄弟殘殺》和《下一個村落》，還有未完成的劇本《墓穴看守》和短篇小說《橋》、《獵人格拉胡斯》、《木桶騎士》、《豺狼與阿拉伯人》、《新來的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