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建設為何能發展得比較快？我曾當麵向一些在台親友提出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卻使我感到有些意外。他們認為：台灣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與繁榮，一個重要因素是得力於大陸對台灣的無價貢獻。
國民黨政權退據台灣之初，1949年6月，“台灣政府”為了實施台幣改革，向“行政院”請撥黃金五十萬兩作為這次幣製改革的準備金，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1890—1987年），恐五十萬兩不敷所需，就撥了八十萬兩。這次幣製改革，使台灣當時的通貨膨脹得到了緩解，對台灣早期的經濟安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八十萬兩黃金從何而來？這是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改革法幣幣製，大量發行金圓券，並用金圓券強製收兌民間金銀外幣而得來的。當時規定收兌率為：純金一市兩合金圓券二百元，純銀一市兩合金圓券三元，銀幣每枚合金圓券二元，美鈔每元含金圓券四元。一時間，全國人民持有的黃金、銀元、美鈔，全數繳交各地“中央銀行”，兌換成急劇貶值的金圓券。1949年1月10日，在蔣介石的命令下，當時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蔣經國，專程趕到上海，轉告“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899—1960年），協助將“中央銀行”總行庫存黃金外彙全部密運台灣。據一位了解當年浙江政情的友人所告，當時除了中央有大量黃金庫存外，各省市也存有用金圓券換來的金銀。“中央銀行杭州分行”所存的黃金共計7179兩餘，銀元23萬元餘，銀角1900元餘，由當時的“浙江省財政廳長”陳寶麟搶運至寧波，再移至定海，最後運往台灣。於1950年12月5日悉數繳交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行保管。其時，國民黨中央銀行尚未在台灣複業，乃由原國民黨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於1951年2月10日複函收訖。至於其他省市的庫存黃金有未運台，這位朋友說，這是非他所能知道的。
由此可知，台灣今日的發展與繁榮，是當年大陸同胞貢獻了所有的黃金美鈔，才打下了基礎。更是與當年從大陸撤出集中到台灣的百萬各行各業的人才，在台灣盡力貢獻智慧和經驗分不開的。
當然，大陸對台灣更大的貢獻是光複台灣。台灣在日本占領五十一年之後，能重新回到祖國懷抱，是大陸同胞八年抗戰，犧牲數千萬生命和無可計算的天文數字的財產，換取而得。光複台灣，最早見之於國際官方文字的，是1943年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國共同發布的《開羅宣言》。據說，在起草這個宣言的過程中，有過這樣一個重要插曲：1943年11月24日，參加開羅會議的美國羅斯福總統，命其智囊霍泊金起草宣言初稿，送請蔣介石核閱。當時隨同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的人員之中，有一位叫楊宣誠的，此人是湖南人，清末留學日本海軍，民國初年在湖南任外交特派員，抗日戰爭期間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主管敵情。楊見宣言初稿中，提到滿洲及台灣要歸還中國，但未提到澎湖列島，就連夜叩開王寵惠（1881—1958年）的門，告以此事。王認為，澎湖係台灣的一部分，台灣既已歸還中國，則澎湖當然包括在。但楊說，不然，因1895年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時，日本方麵提出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兩者並列。當時中國全權代表李鴻章也認為澎湖已在台灣之內，不必再予標明。但日方堅持不讓，最後中方隻得同意。楊認為，日方之所以堅持要澎湖，是怕中國於簽約之後，臨時將澎湖劃出台灣縣，或將澎湖並入福建省管轄。日方堅持要把台灣、澎湖並列，也由於怕蘇俄會出麵要求割讓或租借澎湖，因李鴻章以親俄著稱，所以日本特別重視。現在如在開羅宣言中寫台灣，不寫澎湖，則與馬關條約不相符合。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日方也可能以此為借口，不將澎湖歸還。王寵惠聽了楊宣誠這番話，才恍然大悟。第二天一早，王報告了蔣介石，得到了核可，再由王告之美國，將澎湖補予寫明，才成為現在的文字，即：“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國領土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後來，台灣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家梁敬諄（1892—1984年），在他的《開羅會議》專著中，特別指出“中國軍事幕僚最佳之表現為楊宣誠中將”。這位對台灣光複有重大貢獻的楊將軍早已逝世，今天在台灣的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環顧今日台灣島內外，一股煽動台灣獨立的逆流正在發展，他們妄圖把台灣重新從祖國的懷抱中分離出去。奉勸這些人好好想想，曾經為光複台灣、建設台灣作出無價犧牲和貢獻的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人民，能容許你們這種倒行逆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