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10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全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致開幕詞﹐周恩來總理向大會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和文藝工作任務的政治報告，周揚作了題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藝作品而奮鬥》的報告，茅盾作了題為《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的報告。這次大會是在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國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形勢下召開的。大會號召文藝工作者為實現新的曆史任務而奮鬥，強調繁榮創作，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創造新英雄形象。在會上，王朝聞當選中國文聯委員。在會議閉幕的前兩天，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王朝聞離開中宣部文藝處，開始擔任中國美協黨組委員、《美術》月刊主編。從此，王朝聞結束了相對愜意的中央領導機關工作，進入了繁忙的第一線。
1954年1月15日，《美術》月刊創刊並開始出版發行。由於編輯部是新建單位，起步階段的開墾工作自然是艱辛萬苦的。再加上調來的絕大部分同誌並不熟悉編輯業務，不得不花費較大的力氣給他們補課。其實，王朝聞早已預料到自己擔任主編工作必定會碰到這個棘手的問題。他的創作開始退居次席，理論工作占據了主導地位。王朝聞發動編輯們采用訪談的方式，通過與老藝術家們多次的交流，協助老藝術家提起手中的筆，將自己寶貴的創作經驗付諸文字。王朝聞身為主編，工作量自然重於其他人。組稿、改稿以及自己采寫稿件，無數的工作把他忙得暈頭轉向。但有時還吃力不討好，經常做“惡人”。按常理來說，送給主編看的稿件應當是初定稿。但是王朝聞的工作要求十分苛刻，所以所謂的初定稿，其實已經經過了大量的修改。有些重點稿件在編輯改了之後，王朝聞還要親自修改，有時一遍不行，就重新來過，直到自己滿意為止。有時，王朝聞甚至還一票否決編輯采寫的稿件。
幹藝術評論這一行其實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藝術評論家本著說真話、說實話的客觀精神，力求公正、準確、獨到地評價藝術作品，尤其是對那些產生較大影響、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或有爭議的作品都要做出權威性的評論。這樣一來，對一件藝術作品，既可以讚賞它非凡的創作優點，又可以批評創作的美中不足。既可以在肯定讚揚的大前提之下提出一定的修改意見，也可以在直接點明不足之處後，指出可圈可點的地方。而正因為美術評論存在這樣的情況，王朝聞長期處於夾縫之中，常常苦惱不已。
1955年春，中國美協舉辦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將展出1949年第一次全國美展後和1953年第二次全國文代大會以來所創作的美術作品，同時，通過這一次展覽會檢閱新中國成立五年來在美術創作上的成就、檢查五年來美術創作上所存在的問題，以期進一步推動和繁榮我國的美術創作事業。基於這樣的認識，王朝聞在《創造性的構思》一文中具體指出了展覽會上幾幅作品的不足之處，其中還包括一位老朋友的油畫。王朝聞的這位老朋友畫了一幅有關勞動模範夜以繼日進行技術革新事跡的作品，在王朝聞看來，無論是主題的選擇還是繪畫的技巧都可圈可點，但它在表達主題的方式上，太急功近利了，過於直接的表現直接導致了藝術意義的流失。按理說，這隻是實事求是地就畫論畫，並不存在有意為之的攻擊。但是受到批評的同誌可並不這麼認為，覺得王朝聞這是雞蛋裏挑骨頭，擺明了是故意和自己過不去。於是對王朝聞進行了直接而猛烈的攻擊。出乎王朝聞的意料，其並沒有就自己所作的畫進行反駁，而是斥責王朝聞在文章中稱讚那些過於鼓吹間接描寫的作品，認為這樣的讚揚是不符合實際的，嚴重違背了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那段時間，莫名的抑鬱苦悶讓王朝聞心力交瘁。心情沮喪的他這樣說道：“最煩的就是那種在嘴上講為了工農兵，實際上卻要評論家為他個人服務的人。評論工作又不是專門搞吹捧的賤行，和創作相比就要低人一等。何況我的本行就是搞雕塑創作的，絕非一種偏見認為的搞不出創作才去搞評論。自己去搞評論工作雖然有個人興趣的轉移，但主要還是刊物主編的崗位和文化建設的需求在牽引。一件作品的得失我能說出來，作者卻不一定說得出來，看不出問題如何提高創作水平？今後對那些自視高人一等、缺少自知之明的作品，下決心再也不置一辭。”他的這番牢騷言辭雖略顯偏激，但也實屬無奈。
1955年，全國文化界的多事之秋，1月開始批判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3月開始評判俞平伯、馮雪峰等學術、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5月開始批判杜威、胡適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1月開始批判梁漱溟的教育思想，12月傳達“丁、陳事件”。在這一係列批判運動之中，當屬批判胡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影響最大。胡風的理論批評文字涉及多種文體及中外作家作品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出現的理論問題等，但中心是圍繞著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及其發展而展開的。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編者按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但胡風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對一些有關自己的空穴來風的不實報道，他進行了反批評。1954年7月，胡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長達30萬字的長篇報告，即《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就報紙上刊載的關於胡風案的材料問題陳述了自己的意見。胡風在報告中指出，從1949年以來，中國文化沒有建築在毛澤東和黨的原則的基礎上，毛澤東和黨的指示被少數幾個文化官員歪曲了。他批評這些官員迫使作家隻深入工農兵的生活，寫作前要先學馬列主義，隻能用民族形式，隻強調“光明麵”，忽視落後麵和陰暗麵。他斷言，這樣的作品是不真實的。他還建議，作家們應該根據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讓官員們改造自己。他還主張由作家自己組織編輯七八種雜誌，取代為數甚少的官方雜誌，以提倡多樣性。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交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6日，中宣部的報告指出，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