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崔鶴很早，但結識崔鶴大概在上世紀的80年代末。他寫詩，我也寫詩，但那時他太年輕了，不到二十歲吧，一張娃娃臉，身體瘦成幹棍，鼻梁上一副不相稱的大眼鏡，時時有架不住搖搖欲墜之感。他不修邊幅，手不離低價的白河橋牌紙煙，幾根手指和門牙都被熏得黃黃的，眼惺忪著，一副營養不良或不知是裝酷還是本真的他，初見時給我的印象並不好。我那時已從駐馬店回到南陽，時常在地方報刊的報縫或報尾處擠上一首小詩或一篇小豆腐塊，稿子雖被刪得詩非詩、文非文，但能發表，已是激動有加，喜不自禁。崔鶴好像並不在意這些，而以“學生詩人領袖”之名獨闖天下。於我，從院校出來，對這種傲視天下而又不發表作品的少年英雄大抵是從心裏瞧不起而排斥的。幾次相邀聚會，我都謝絕了。忽有一天，崔鶴告訴我要辦一份詩報，說準印號已批了，要我篩選一兩篇自己滿意的詩作並推薦一二人的作品。後又領我到他租居的僅能容納一張大床、麵積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看了他從天南海北帶回的學生詩稿和他自己多帶有宣言式的評論或詩評，我動心了。不但選了自己的詩，還約了當時活躍於河南詩壇的郎毛先生、開封的孔令更先生，還有南陽的汗漫、熊鷹詩友，並且蠻熱情地當了他的副手。這就是後來在中原乃至全國詩壇頗具影響的民刊之一：《南都詩報》。詩報大概出了三五期，不知何因就停了。我本是存了完整期數的，包括1986年郎毛先生創辦的《存在客觀主義詩歌導報》，都因生存的艱澀，不停地租房搬家，來來去去的，都丟了，很是痛惜。憑我的記憶，詩報出到第三期，就吸引了不少當時已有些影響的青年詩人，如洪燭、關勁潮、藝辛等，南陽的諸如：廖華歌、周熠、張克峰、竇躍生、楊石、白冰、廖道善、陳立紅、朱彥傑、劉向陽、陳濤、熊鷹、朱增玉、李雪峰等，甚至當時的高汝民、李成軍、薛繼先、穀建成等都寫了詩評和詩論加入其中。其間，還開了一次規模不小的“南都詩會”，可謂“風乍起，吹皺一潭秋水”，成為南陽新詩歌發展史的先河。而後，因那場風波的餘震，我不得不又返身到家鄉一個四麵皆黑的小城去謀生，和詩和崔鶴便中斷了。大約在1993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楊石和崔鶴不速來約，說正在籌辦《南陽科技報》，邀我參加，我便和崔鶴、陳立紅真的聚在了一起。編輯當中，我們三人都處於流浪途中，為改善生活，午餐多在街邊的小餐館，三人實行AA製，崔鶴多次吃飯後才想起沒有錢了，說錢買煙抽了，下次一定補上。明知是“坑”我和立紅，但三人兄弟一般，窮且快樂著，從不計較。曆史經驗：創業難，守業更難。報紙創辦時從欄目設置、采編撰稿到街頭賣報，我們都挺過來了，但隨著報紙發行量的一天天擴大，影響力、知名度、經濟實力都像模像樣時，創業的領導和同甘共苦的“夥計”們卻難處了。崔鶴、陳立紅先後離去，我也在無奈中熬到了1996年的春節。但誰也沒有把“皇帝”做到底，聰明者多是自己的掘墓人，隨著新聞出版業的政策調整和整頓，《南陽科技報》也作了鳥獸散，落下了曾經“風光”的帷幕。
崔鶴在又一陣子的折騰後開始經商，先是禮品店，後是組織禮儀模特隊，又搞什麼美容瘦身中心。忽有一天，他開著一輛富康轎車來看我，說要到鄭州發展，並大侃了一番宏圖。得知，他發了點小財，但家庭卻破了。這大概是2000年左右，後來就是漫長的杳無音信。直到去年，我在文友們的一再鼓動下開了博客，在一篇文章後，稱我為老家夥的、貼了幾段想念並懷舊的文字，才知這個“梅老邪”崔鶴還未死，還在有力地折騰著。適逢網上正宣傳已在團中央工作的立紅君剛出版的詩集《文明的呼喚》，於是，一場關於“現實與文明、詩歌與拯救、責任與擔當”的討論便在網上“三人論劍”起來，結果是：一場硝煙，三個兄弟。
去年一場罕見的大冰雪，南方北方都深陷其中。臨近春節時，崔鶴突然打來電話，說已到了南陽，為一女友的住院手術。我約他一起吃個飯，並想邀一二位熟知的朋友作陪，他謝絕了這熱鬧，說不是迫不得已，他真的不願回南陽，更不願驚動任何人。我倆便選了一火鍋店，一瓶酒對分，看他酒勁上來而酒興未盡，但天寒地凍之時，他又要趕車，我沒有滿足他再喝一點的要求，並仍以老大哥的口氣勸他注意身體，少抽煙、少喝醉，人在旅途，總得留意一些。他仍是嘿嘿一笑，二十年前的老樣子。我知道這種所謂生活經驗般的提醒對他無用，純屬廢話。但崔鶴感動了，他豎起大拇指說：還是哥們兒親啊！說著，淚水就充盈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