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讀侯方域的《壯悔堂記》，令人唏噓不已。我分明從這裏聽到這位“雪苑侯生”發自肺腑的悔悟和歎息。那個刻骨銘心的“悔”字，寫出了明末清初那一代文人的心路曆程：欲進不能欲退不甘的苦悶和彷徨。其沉痛的興亡之感，已經超越了對舊日裙屐笙歌、繁華往事的纏綿追憶。而“悔”的另一個緣由，便是愧對“血濺桃花扇”的李香君了。正是這位“明辨是非、鍾情篤義、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青樓奇女子，為那個時代的女性寫下了壯美的一頁。
“絕不汙辱任何人！”任何私己的自由都不能以剝奪他人的自由為前提！加繆，這位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地中海的兒子，從小飽嚐貧困、疾病、孤獨和屈辱，但卻用一生的愛，重筆寫下《反抗者》為生命辯護。直到在一次車禍中頸部斷裂而死。他真的像“向日葵”一樣，為了思想頭顱高高升起，即便脖頸被壓彎或斷裂。也正像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人類最博大、寬廣、自由的胸懷莫過於此了。
我從二月河的文章中看到了這種薪火相傳的文人風骨和他洞察曆史的睿智。
“不知何故，中國數千年史典，卻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頑鈍無恥文人。可以說，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們居中不停地搗蛋有關。搗蛋到了極致，這一朝也就完蛋。”（《二月河語·文人無行》）
“不知什麼時候，不知怎的，變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這就‘抖’了起來。會議坐前排，作文有約稿，動輒在報上電視上晃晃。隨之而來的是名人效應，甚至連買菜逛市場都得遮掩一番，要麼就落荒而逃。這固然是一種風光體麵，然而我受不了了。”（《二月河語·散說名利場》）
這是二先生的清醒和明白。《河南日報》的周末文化版曾刊發一張二月河在旅遊途中的照片，在開封大相國寺屋簷下的石級上赤足酣眠，那種隨意平和、愜意和樸拙真讓人羨慕之至。
二先生還說：“我曆來不大恭維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於自己真的墮落了，變成文人。”
青年學者摩羅在《咀嚼恥辱》一文中寫道：“我居然至今還活著，活在這樣的世間，而且活得如此平安。我並不為此慶幸，我隻感到無限恥辱。”為此，他深切地提醒和呼喚自己：“我可以沒有恩寵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名氣沒有桂冠，但我決不可沒有自我，決不可沒有獨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與中國的奴性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中國奴格區別開來。”
自殺的青年詩人顧城曾寫道：“黑暗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但他卻堅定地判斷：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在1911年以前就已死絕。
寫什麼，說什麼，文人應該擔當起什麼？一場南陽、襄陽諸葛亮名人之地之爭，襄樊以市場經濟下的“暗箱操作”和“潛規則”讓中國的教科書都信口雌黃。二先生氣憤之至，一篇《把諸葛亮給誰》讓“好好先生們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圖、地形地貌沿革了，回過頭來，念念《三字經》，學習一下中華文明傳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些”。
這是二先生的良知和文人應有的風骨。
“五四”至今，魯迅成為絕唱。正像著名學者朱學勤先生說的那樣：“我懷念魯迅，有我對自己的厭惡，常有一種苟活幸存的恥辱。日常生活的塵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蓋著恥辱，越積越厚，足以使你遺忘它們的存在。隻有讀到魯迅，才會想到文字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症，才迫使自己貼著地麵步行，不敢在雲端跳舞。”
“我曾經以俄國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過魯迅。後來才明白，在一個沒有宗教資源的世俗國度，魯迅堅持在那個世俗精神能夠支撐的高度上，已經耗盡了他的生命。現在，人人都能談魯迅，卻是把魯迅高高掛起，把人晾在高處，任其風幹。魯迅的生前並不快樂，魯迅的死後更為淒慘。魯迅是留下缺憾的。”
俄羅斯文學的曆史並不長，如果從普希金算起，也不過二百年時間，卻見大師輩出。他們的散文，不為一般文體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憶錄、評論、書簡中間，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這些作品，一樣高揚自由的靈魂。可以說，俄羅斯文學是真正的“自由文學”。它的產生，並不依靠統治者關於“自由”的種種恩賜；相反，是作家以團體的自由意誌對抗專製政體而自然形成的。這樣的文學，以社會的自由解放為藝術目標，因而頗異於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學。它的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裏，仍然有所賡續和補充：蒲寧、高爾基、曼傑施坦姆、愛倫堡、索爾仁尼琴……他們以各自的精神創造，讓艱苦備嚐的人類記住了他們。而記住了他們，就記住了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