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魏延本身，確實也有性格缺陷。《三國誌·魏延傳》上曰：“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魏延雖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但“性矜高”，與同僚關係很差。因其桀驁不馴、性格剛猛，大家都畏避三分。但自恃才高八鬥、又深得諸葛亮器重的楊儀卻偏不買賬。楊儀是文臣，又是書生，他還真有點書生意氣：我憑什麼就給你這個武夫讓三分呢？我是個男人，我也有我的自尊和獨立性，難道非得所有人都拍你魏延的馬屁？我楊儀偏不拍。於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居然就你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裏。兩個人於是就形同水火。水火不容到兩個人不能坐在一起說話論事，坐在一起說話就要吵，就要爭，爭吵到激烈的時候魏延就把刀拔出來，然後在楊儀的臉上比劃；直逼得楊儀“泣涕橫集”，就是哭得眼淚鼻涕橫流著滿臉都是，直到參軍費禕橫坐到他倆中間，規勸說：“別吵了，別吵了。”讓他們走開。一個很有才華的文臣被逼到這種地步，是也真夠難堪的。其實，他倆本來沒有什麼大矛盾，都隻是心高氣傲、各自逞能，又互相瞧不起，才積下怨結，發展到後來便潛為仇恨，都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正是由於魏延狂妄，楊儀自負，導致兩人在諸葛亮死後，為爭奪蜀國最高軍事權及撤軍布置而大打出手，導致嚴重的自相殘殺，由個人恩怨變為一場國家災難。最後，兩人互告對方謀反。“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昏庸的後主劉禪搞不清誰對誰錯，就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兩位都保證楊儀不會謀反。這就等於定性了：三人之中，三比零，一邊倒，你魏延縱有千種解釋、萬般忠心也枉然。因為眾口一詞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災難，使不明真相者真假難辨，而使受傷害者無話可說，嚴重的甚至引發為社會災難。況且，董允、蔣琬都是近臣，劉阿鬥哪有不信之理。於是，一場個人大悲劇乃至國家大悲劇便發生了。朝廷派蔣琬率皇帝禁衛軍北行堵截，行數十裏，得知魏延已被楊儀指使的馬岱追斬。
魏延的悲劇塵埃落定了。但他是否謀反卻成了千古之謎。其實，稍做點分析，煙霧即可化開。這顯然是諸葛亮定位魏延天生“腦後長有反骨”的犧牲品。諸葛亮臨死時最高的軍事秘密會議不讓最高的軍事統帥參加，而秘密地授權楊儀、費褘、薑維等人；明知楊儀和魏延有宿怨，水火不容，卻讓下級去指揮上級，這不是個人恩怨造成的曆史悲劇，又是什麼？縱觀諸葛亮出山跟隨劉備建立蜀漢政權以來，采取以攻為守戰略，為實現個人理想和價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窮兵黷武，臨死還不忘安排一場內部紛爭，定下能按自己意願行事的接班人，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埋下蜀國滅亡的隱患。魏延果真有反叛之心嗎？正如易中天先生在評魏延是否謀反時所講：說到魏延謀反，簡直不合邏輯。既然撤軍布置安排魏延斷後，他應在離魏國最近的前線，如果魏延想叛蜀降魏，何不就近向北，而要率軍南下呢？也正如陳壽在《三國誌·魏延傳》末所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曆史沉案，大有洞開。頗令人玩味的是，被諸葛亮委以重任的楊儀，在權力欲得不到實現時卻說：“早若如此，當初丞相死時，吾若舉軍以就魏氏，何至於有今日耶！令人追悔不可複及。”此番話倒是真正告訴了九泉下的孔明先生，到底誰的腦後有反骨。
有人說，諸葛亮死了還能治魏延，這是他的又一高明。實際上，這是諸葛亮死後又殘害了一個人才，又製造了一個悲劇！這不是他的高明，而是他人生的又一敗筆！
魏延犯了隻會謀事不會謀人的錯誤。西方價值觀取向是向物、向實，而中國價值觀取向則是向人、向虛的。也就是說中國講的是謀人，西方人講的是謀事。魏延不知揣摩孔明的心事，一味在聰明自負的上級麵前表現得更聰明，他犯的錯和“功高震主”是一個性質，不吃虧才怪！
六
知人論世，各有所說；魏延有錯，但無反骨，死去千載，任由評說。一代赤誠名將固因脾氣偏激自傲而有缺陷，但在名節上他絕對忠於蜀漢而無叛蜀之心。叱吒風雲的大將因性格上的“不協不和”而與心胸狹窄的文士爭鋒，最終諸葛亮借楊儀之手致其身死族滅，魂歸他鄉，年僅五十二歲，這不能不留給我們沉重的思考。
中國的文化精神應該是寬容、大度、忠義、仁愛、光明磊落、勇於擔當。但事實上，這些往往構不成社會的感召力，更構不成自我保護力，越是仗義、高貴、耿直越是脆弱；相反，真正厲害的卻是陰暗、狠毒、殘暴、誣陷、奸佞、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負責任，它們幾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