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為城裏打工的民工寫過好多文章和詩歌發表，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是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人。記得在2002年，我為公司辦公室的電腦升級去青島市遼寧路電子信息城采購配件，在一家東方電腦公司找到了配件。這個公司位於電子信息城二樓的東南角，大約有15個平方左右，兩個桌子，前麵有個操作台，用於安裝和維修客戶的電腦，旁邊堆滿了電腦配件的箱子。這家老板姓張，四川人，年齡大約42歲，他和妻子一起來青島開了這個兩個人上班的公司。由於他的服務態度好，他經銷的產品價格比別的公司銷售的同類產品都低，因此，我特別喜歡到他這裏進貨和請教電腦技術問題。時間長了，我們就成了朋友。
同年夏天，我又去他的公司進貨，隻見屋裏除了如山的貨物，在桌子前麵椅子上坐著大約10歲左右的兩個女孩。聽張經理講，“孩子是雙胞胎，本來在四川老家跟奶奶，在家鄉村裏的小學上二年級，由於奶奶突然去世，家鄉又沒有別人可以托付，隻有讓孩子來青島了。現在，孩子的讀書問題是難題了。附近的小學接受學生都要讚助費，每個學生的讚助標準六千，兩個就是一萬兩千元，小店一年也就掙利潤一萬元，孩子們要吃飯，租房子要房租，怎麼讓孩子能免費或者少交一點費用呢！您能幫忙嗎？”
兩個女孩聽懂了他爸爸對我講的話，兩雙眼睛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好像說：“我要讀書，叔叔，請幫忙啊！”
教育，是立國之本，教育，也是強國之道。在青島打工的外來者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子女受到了就近入學的限製，這是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國家要富強，教育是根本，一個國家的發展後勁，不取決它有多少高樓大廈，隻取決於建造高樓大廈的人，取決於他所接受的教育！怎麼能把這些孩子推在校外呢。但是，我們一介平民，又有什麼力量去改變學校定的潛規則呢！我是1963年在這個小學畢業的，從小在這個學校旁邊的平民大院長大。看來，我去找校長說話也許能比張經理好說些吧，誰讓我們成了朋友呢！為了兩個孩子，我隻有去幫他們闖一次了。
在校長辦公室，我以一個本校老畢業生的身份和他進行了對話，校長姓張，年齡也已經五十歲多了，看到我的名片，知道我現在在島城的一家房地產公司擔任銷售經理，聽到我的來意，他很感到為難：說：“現在，需要轉來的學生太多，這裏離電子信息城太近，外地來青的人員的孩子太多，不加以限製那學校會受不了。”
“那這兩個孩子的學業怎麼辦？孩子不能沒有學上啊！”聽到我的問話，校長看著我的名片，突然眼睛一亮，說：“可以給他幫忙，讓他的兩個孩子免費入學，但是，您必須幫我們一個忙，好嗎？”
我一聽，很高興，急忙說：“需要幫忙您就說吧！”
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兩個孩子免費上學，我讓我們公司的民工來給學校修理學校的幾間漏雨的房屋。再加一個條件就是對該校的教師們買我們公司的商品房給予優惠。這樣的條件，我還是能保證的，就這樣，兩個孩子如願免掉讚助費上了這個學校。
校園的特困學生很多，很多，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叫“一支慟哭的金色鋼筆”。述說的是一個鄉村的、上五年級的、矮小、瘦弱、怯懦不堪的一個小女孩一直用鉛筆寫作業，作為老師的“我”，連續五次在女學生的作業本上憤然留言“請用鋼筆寫字”，而女學生依然一如既往地用鉛筆打發“我”布置的作業。麵對女生如此“倔強”的表現，“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在課堂上當眾對她進行了點名批評。接下來，女生自然是像老鼠躲貓一樣，時時、處處刻意地躲避著“我”。有一天，“我”居然發現了一個秘密：女生的同桌——一位家境十分拮據的男生將自己破舊的鋼筆借給女生使用，女生感激的笑容無比燦爛，“我”終於看到她的作業本上出現了與男生一樣的筆色。故事的後來是，男生代表學校參加了市裏舉行的長跑比賽，本應毫無懸念拿第一名的他，卻在比賽衝刺的關鍵時刻，出乎意料地主動放棄了唾手可得的冠軍，讓眾人大惑不解。為此，“我”還大怒痛批了他，他慟哭……其實原因很簡單：他隻是為了要一支鋼筆，給他的同桌，那個矮小、瘦弱、怯懦不堪的小女生——為了讓她不再為沒有鋼筆寫作業而煩惱，為了讓她不再會因為用鉛筆寫作業而再受到老師的批評……因為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獎品都不是鋼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