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小大夫手上那根又粗又長的針頭剌入我的脊柱裏去的時候，我疼得大叫一聲，驚天動地地哭號起來。所有的人都給我這一哭嚇得一抖，母親更是伴著渾身的顫栗，聽得那個主任命令她抱緊我，不能動，她就僵硬地箍緊胳膊，用她的手臂壓著我的手臂；父親和表姐則緊貼在兩側。他們的腦子裏死死地記住了主任說的，一定不要讓孩子動，否則手術失敗，後果不堪設想。
粗大的針管裏抽滿了我的脊髓，在針頭撥出來的時候，脊髓和著血液順著那個小米粒大小的針眼射淌出來，灑了一地。
那個晚上，父母一夜沒有合眼，他們輪流抱著我，拍拍哄哄，不停地在地上來回走動，稍有停歇，我就哭鬧不停。
多年以後，他們知道，那種手術不是很難做，脊髓隻要一點點就夠了，就象驗血那樣。而我的脊髓是注滿了一個針管又灑了一地，遠遠超出了需要的底限。落在當今，他們不要說法也定會問個清楚；事實上，他們也打過電話，想告訴那個主任，他和那個小大夫站錯了位置，新手應該在道具身上試驗成熟後才可以做類似的工作。由主任那樣的前輩操作，對他其實是個很難得的學習機會。
但也隻能是想想，阿Q一下自己的憤怒罷了。
天快亮時我睡著了，睡得很安穩。再醒來時是第二天早上，夢一樣，燒退了，兩條腿卻象麵條一樣軟。
醫生的結論是我得了腦膜炎，這種病通常有兩種結果，一個是下肢癱瘓，另一個是智殘。
又是一個多年以後，一個醫學專家告訴我，我得的不是腦膜炎，而是小兒麻痹症，學名叫“脊髓灰質炎”。這種病的後遺症程度各不相同，輕的走路你看不出來，重的全身都不能動。
看來我還算幸運，不能走路比雙手廢了要好一些。
我出院的第二天，父親戀戀不舍地離開了我們去工作了。在母親麵前，他是頂梁柱，義不容辭地勸導著母親，幫她擦去臉上的淚水，他自己卻沒有掉一滴眼淚。回到單位在向同事們講述事情經過時，父親再也抑製不住，失聲痛哭。
後來的幾年，父母帶著我走南闖北，到處治病，弄得家徒四壁，負債累累後發現，他們的付出沒有得到一丁點的回報，反倒是我的雙腿變得越來越細，越來越軟。做父母的大多如此，有些時候明知結果的事還是願意聽風就是雨，為了我能重新站起來，哪裏有消息說能治他們就毫不猶豫地帶上我跑去徒勞地大把花錢。
我對一種叫“埋線”的小手術還隱約有點印象，大概是在七、八歲的夏天，醫生在我腿上做了幾個手術，麻藥散了後，裏麵象彈簧一樣跳來跳去地疼，許多得過兒麻的都做過類似的手術，結果都是一樣沒有什麼效果，非要說有，我覺得隻是了卻了父母的一份心思罷了。
他們認命了，在年複一年倍受煎熬的痛苦中接受了這個的現實。而我對自己病殘的整個過程都是後來從父母的口中得知，細細回味，就象看過了一場電影，激動，長歎，揪心，還有淚水。對可敬可愛的父母我懷著深切的感恩之情，對自己病殘的體驗卻象是看過了這場電影後很快的平靜，什麼情緒都有過，唯獨沒有糾結這個東西。從記事起我就是這樣的，走路，在我的記憶裏是空白點，殘疾才是實實在在的，它成了一個與我不離不棄的符號。即便在我二十歲以後那幾年的病痛中仇恨過命運的不公，抱怨過父母的救治，也沒有把這個符號當做什麼載體附帶上。這也是習慣的力量吧。
堅持了又堅持，到了忍無可忍時還忍著還堅持，陰暗的天空忽地亮了，病魔走了，健康不期而至。除了感謝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在我年輕時出現，然後又給了我許多年的舒適時光，讓我能靜靜地思想怎樣活著，怎樣做些事並在想好了之後去實施；我還有意不去回憶曾經有過的低落和焦慮；這也需要堅持，久了，那些情緒就隱褪了，爛掉了，再去想，有意去想，也沒有了感覺，確實，什麼感覺也沒有。
“今天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才美好。多半人死在明天的晚上，看不到後天的太陽。”多年以後我看到了這段話，也可能是聽到的，在哪看到的是誰說的，全然沒有記憶。經曆過的事，有些也不記得發生過，就象幼年那場高燒，沒有半點印象。剩下的就是堅持，再堅持，熬過明天晚上，我們就沒什麼不可以麵對的了——就算是後天也沒有太陽，也還是能夠堅持。越堅持離天亮就越近，越堅持你會覺得原有的堅持其實並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