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成熟的標誌，在教理建設上，應當是創世說和修行觀形成體係；在社會地位上，應當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力量和相當數量的信徒；在宗教觀念上，應當確定對種種非神和他神之社會存在或思想觀念的應對之道；在組織上，應當新的領袖人物不斷湧現，從而內部再度產生宗派。
就此而言，中國佛教各宗派的成熟，也可在上述四方麵予以觀察。隻不過教理上的創世說、神譜往往代之以創宗說和祖統；而對非神和他神的批評則代之以對別派別宗的批評。
一、 禪宗的成熟——“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
曹溪南華寺
作為唐宋以來中國佛教第一大宗，禪宗的發育是相當成熟和典型的。
經道信、弘忍兩代的努力，禪宗獲得了關鍵性的轉變，其勢力與影響也逐漸從黃梅擴及全國。弘忍的弟子中最顯赫的，乃是北宗的神秀。
神秀是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俗信李，十三歲出家，二十歲在東都天宮寺受戒。史傳神秀“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義，說通訓詁，音參吳晉”，是一位內外兼修的學者。神秀在五十歲左右“至薪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曰： 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神秀在弘忍門下“服勤六年，不舍晝夜”，位至上座，被譽為“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弘忍死後，“學徒不遠萬裏，歸我法壇”，不滿十年，神秀所居玉泉寺東的度門蘭若，成為當時中原禪法的重鎮。大足元年（701），神秀奉旨進京，則天帝親執弟子禮，恩隆無比。神秀以九十六歲高齡，為“兩京法師，三帝門師”，一百零一歲去世，敕為“大通禪師”，去世後的哀榮，亦一時無倆。神秀門下人才濟濟，所謂升堂者七十，昧道者三千，其中以義福（?—732）、普寂、景賢（660—723）、惠福四大弟子為首，他們也得到朝廷權貴的崇信和支持。
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門師，朝臣歸宗，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衡？
東山法門的常坐三昧，經神秀發揚，總結成朗朗上口的十六字口訣：“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禪宗席卷中華大地的曆史場景，由此掀開序幕。
或許是對統治者青睞和支持的爭奪，或許是維護佛法純正的衛道大任所趨，或許是不同修證心得和境界的比較碰撞，或許是宗派繁榮的必然，在慧能大師逝後二十年，神會的荷澤宗大舉北上，形成了名義上“南能北秀”而實質上是“荷澤頓門”與“北宗漸門”的對立。荷澤神會“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結果，是替“慧能南宗”爭得了知名度——慧能和尚“作偈呈心”的故事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安史之亂平定後，自肅宗上元元年（760）起，至武宗會昌四年（845），八十六年內，除神會因平定安史之亂有功於朝廷而被封為七祖之外，慧能三度被封（唐中宗神龍元年、肅宗上元元年和憲宗元和十年），還迎其衣缽至大內供奉，更有著名文人劉禹錫和柳宗元先後為其撰碑，以劉、柳之盛名，有一人之文，就足以名垂青史；二人都撰，雖然是皇上旨意，但慧能之幸運，中國曆史上不作第二人想。沾後輩的光，代宗大曆十年和二十年，弘忍、慧可也先後被封。緊接著，當代大德百丈懷海（穆宗長青元年）、石頭希遷（穆宗長青四年）、南嶽懷讓（敬宗寶曆二年）、圭峰宗密（文宗太和二年）一一受封。禪門風光，絕非他宗可比。
“會昌法難”對中國佛教的意義，與“安史之亂”對大唐帝國的意義可以等量齊觀。以大唐帝國的衰落從而中原文化的萎縮為根緣，寺院凋敝，經論遭毀，佛教各宗再也不複往日繁華。同樣，禪宗主流荷澤宗與北宗也一蹶不振。然而，就曆史發展而言，此乃一小小曲折。以改朝換代為契機，不假經論、注重勞作的南禪，偶有三二同道，即可參究，於是在惡劣簡陋的環境下，南方的洪州、石頭二宗乘機崛起。在政治和經濟地位上，它們全盤繼承了前輩的遺產，成為朝廷的寵兒；教理和組織上，它們更具創造性，在共通的“如來拈花，迦葉微笑”——“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的祖統說之下，“南禪五家”，各自獨立，各有門風。禪宗的黃金時代，終於形成。柳宗元所唱：“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終於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