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初的陳述，我將要說：借助主體的範疇的作用，總體意識形態將具體的個體當作屬民招呼或質詢。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暫時一方麵對具體的個體、另一方麵對具體的主體做出區分的命題，盡管在這個層麵上，隻有在得到具體的個體支持的情況下，具體的主體才能夠存在。
於是我將指出，意識形態“表演”或“起作用”的方式是，它從個體（將他們全體都進行轉換）中“征召”主體，或者通過我稱作“質詢”或招呼的準確操作將個體“轉換”成主體，這可以從每天最常見的警察的招呼：“喂，你別動！”中想象出來。
……
我們觀察到，總體意識形態，以唯一、絕對的主體的名義，將個體作為主體質詢，其結構是鏡子形狀，這就是說，是個鏡子結構，而且是雙重鏡子形狀：這個雙重的鏡子構成意識形態，並且使其功能得到保證。這意味著總體意識形態集中於一點，絕對的主體占據中心唯一的位置，質詢他們周圍無窮大的個體，使之在一個雙重鏡子組合中變成屬民，結果這個組合又迫使他們從屬於主體，同時使他們在主體中得到保證，這確實關係到他們與他（Him），而且在主體中每一個屬民都可以凝視其（現在和未來的）形象。鑒於一切都發生在家庭中（神聖的家庭：這個家庭本質上是神的），“上帝將會在其中認出自己”，這就是說，那些認出上帝並在他（Him）中認出自己的人們，將會得救。
讓我大體上總結一下我們關於意識形態的發現。
關於意識形態的雙重鏡子結構同時保證：
（1）“個人”作為主體質詢；
（2）他們對主體（Subject）的順從；
（3）屬民與主體的相互識別，屬民相互識別，以及主體最終的自我識別；
（4）絕對保證一切都確實是這樣，隻要屬民能識別自己的身份並且相應地做出反應，一切都將順利：阿門——“就是這樣”。
3.施拉姆：“大眾傳播事業的責任”，
選自張國良主編《20世紀傳播學經典文本》，複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施拉姆
導讀：
韋爾伯·施拉姆（1907—1987）是美國傳播學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出版的《大眾傳播的責任》一書中，施拉姆較為全麵地闡釋了大眾傳播體製的四種理論，即權威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和共產主義。其中，施拉姆更傾向於社會責任理論，因而根據美國大眾傳播體製的現實狀況，闡述了社會責任理論的基本觀點。
施拉姆認為，大眾傳播的責任涉及媒體、大眾和政府三種力量。從社會責任理論來看，大眾傳播體製的三種力量所承擔的責任，依次為媒體、大眾和政府。首先，政府是“剩餘責任的承受者”，應盡量不要插手，除非媒體和大眾的責任中不能承擔的部分，政府才出麵幹預。其次，媒體是主要的社會責任承擔者，媒體中的傳播人可從兩個方麵行使社會責任，一是建立自律製度，二是通過教育，培養和提高傳播人的專業水準，並強調傳播人在傳播體製中的個人責任感。再者，閱聽大眾是傳播體製發展的推動者，應該成為一個有表達與鑒別能力的責任者，把他們的需要告訴媒體，對媒體展開批評活動，進而幫助媒體來滿足這些需要。總之，大眾傳播事業的社會責任，是由媒體、政府與大眾構成的三種力量所承擔的，其中，主要責任是媒體，基本義務則屬大眾，而政府的責任在於，填補媒體和大眾的責任中所留下的空隙。因此，在大眾傳播體製中，媒體、大眾、政府三種力量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關係。［文獻］
政府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用心鼓勵或督促媒體做負責任表現的工具有三：
第一為政府與其有關的管製機構，包括全國性、全省（州）性與地方性的在內。
第二是媒體自身，它的個別工作人員，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團與管理組織。
第三是一般大眾，同樣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組織與社團在內。
……
……政府對大眾傳播事業所應負的第一個責任是，不插手其間。我們這樣主張，絕非矯飾、幻想或故作吊詭之語。眾所周知，如果要使政府不插手其間，大眾傳播事業本身須自我要求，做更大的約製，與對原則的服膺。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再沒有比媒體自我約束，亦即無待濫用權力，更為重要的了。
……
我們並非謂政府與媒體一無關係，更非謂政府對媒體作為不需負任何的責任。霍京的話甚為正確，他指政府為“剩餘責任的承受者”，這意思是，責任中未有媒體本身或閱聽大眾充分承受的部分，讓授給政府。……舉凡節製與促使變革的責任，首先要由媒體自身來承受，其次由大眾來承受，再次才輪到政府。
……
媒體
……
傳播人的責任，可在下列兩種形態的行動中實現：其一為自律製度，也就是製定行為守則或規範、建立執行機構，並規定對違犯者的懲處方式。另一為教育，提高從業人員的素質，實行自我批評，製定工作標準。……
在任何情形之下，促使大眾傳播事業的專業化，應先采取一個最重大的步驟：強調“個人的”責任感，而不是“機構的”責任感。這是說，傳播人應負起作為一個公仆（a public servant）與一個專業人員的責任，而非他對所受雇的商業義務（兩者固然不相衝突）。雇主們應鼓勵受雇者在言行上表現出專業精神來，當後者想來發揮專業精神時，且應加以支持。受雇者也應非常嚴肅的態度承擔起責任，並且不必因為他是一個受雇者，另有人支付他們薪金與決定他們政策而躲躲藏藏。
……
閱聽大眾
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曾做成結論如下：（一）媒體與閱聽大眾愈能出來確保一個自由而負責的傳播體係，政府愈是不必出來預問其事；（二）法律與輿論等“外來力量”固能節製媒體的不良表現，但媒體的良好表現仍要靠自身完成。
對上麵兩個結論，我們應該沒有什麼難加同意的地方；但我們的著重點，與委員會提出的稍有不同。在我們看來，媒體很明顯地應負起主要的責任。如果它們不願意，如果它們不曾自動地在高度專業的水準上，提供所需要的公眾服務，則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傳播上的問題，除開忍令其他力量逾越應守的分際。
媒體倘使未為我們提供所需要的服務，勢必招致政府的幹預，迫使自己出麵有所作為。職是之故，我們願於此力陳四點如下：
第一，政府應盡可能不插手幹預。
第二，政府應抑止任何誘惑，竟以為出麵幹預之後，便能將局麵完成清理。
第三，政府在采取與大眾傳播事業有關的行動時，應嚴立界限，無所逾越。
第四，政府即或采用行動，主要的應給予媒體方便，而非專門對媒體有所約束。
由此看來，我們寄望於媒體與閱聽大眾身上的責任，實較該委員會所期望的為重。我們認為媒體必須承擔一個中心責任，克盡應負的使命，而閱聽大眾應以傳播動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動者自任。當然，要做到那一點，大眾自身先要知道何者為他們所需要，並又把意見表達出來。我們不應再留存一種舊觀念，大眾媒體的傳播對象隻視若草木。我們認為閱聽大眾能夠變得主動起來，而不複處處被動；還有，他們力能辨別自己的需求，來明白地爭取。基於這些假定，我們又認為閱聽大眾是一種平衡的力量，可來決定傳播的製度與對他們所提供的服務。
……
準此而言，大眾的基本責任，是運用一切可能性，使自己成為機警而又有鑒別能力的閱聽大眾。……
……
在我們看來，大眾所應承擔進一步的責任，乃是鼓勵對媒體展開睿智的批評。這不是對媒體的恣意攻擊，而是對媒體，對大眾同時提供服務。……
……討論至此，我們又回到一個老的問題：我們寄望一個機警、有表達與鑒別能力的閱聽大眾，來關心傳播事業，這是切合實際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許多事情將有希望實現；如果是否定的，進步便會轉向緩慢。我們前已指陳，大眾傳播事業的責任問題，乃是媒體、政府與大眾三種力量間的微妙平衡關係。完成傳播方麵所必須完成的主要責任在於媒體，基本義務則屬公眾。大眾有責任把他們自己變成為積極而又有識別力的閱聽人，把他們的需要告訴媒體，並幫助媒體來滿足這些需要。換言之，他們是形成社會所需的那種傳播製度的一個合夥人。公眾參與得愈少，政府與媒體就將填補這個空隙，我們期望達成理想的結果愈是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