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在這個階段雖然地位有些低微，卻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參與政治的心此時此刻已經蠢蠢欲動了。雖然身在學校，但是，他卻不是隻是埋頭教書，而是在研讀馬克思著作的同時與現實結合起來進行揣摩，對中國的局勢非常關心，有關這一點他在百色時所作的詩可以為證：
古道斜陽老婦耕，山城年少正點兵。西江不比瀟湘水，援瑟偏多殺伐聲。
1936年前後的中華大地，形勢動蕩不安，當時正處於抗日戰爭即將爆發的時刻，那個階段也是中國社會最黑暗、最壓抑階段，日本人虎視眈眈，整個中國籠罩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之中，日本人的氣勢咄咄逼人，中國人民此時也正在醞釀著絕地反擊的抗日情緒；同時國內各派軍閥勢力的鬥爭波譎雲詭、錯綜複雜，主戰派和主和派勢力的爭鬥一直沒有間斷，而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1936年底“西安事變”的爆發。
而當時的廣西頭號軍閥、號稱“小諸葛”的白崇禧更是用誌用謀、大顯身手，他和共產黨鬥勇，和蔣介石鬥智，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才能。經過精心的策劃，白崇禧導演了“兩廣事變”的爆發。閏二月，他聯合廣東軍閥陳濟棠、同城軍閥李宗仁以北上抗日為名發表通電，意在出兵反蔣奪權。為了給這種舉措造勢，白崇禧手下的第七軍軍長廖磊既是他的廣西老鄉又是保定軍校的同學，在崔真吾的介紹下，請胡蘭成過來幫助辦《柳州日報》。胡蘭成於是在報上高談闊論，說什麼“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等等。人家本來是讓他胡蘭成當吹鼓手呐喊助威的，他倒好，利用人家給他的空間在那大放厥詞高唱反調，這樣一來可就不是造勢了，分明是在拆台了。結果此次事變很快就以陳濟棠丟官去職、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妥協而宣告平息，騰出手來之後，廣西當權者便反過來著手處理胡蘭成了。
胡蘭成的這次事情可是弄大了，崔真吾也無法搭救他了。他被送交由白崇禧任總指揮的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軍法審判。在絕望之中，胡蘭成想到了直接給白崇禧寫信的辦法，他知道白崇禧非常愛才，給他直接寫信申明事情原委，應該很有希望，於是就在監禁中提筆洋洋灑灑一揮而就。這封信還真的打動了白崇禧，於是下令將他釋放，而且還撥了500元給他作路費，既算是逐客令，也算是禮送出境。
胡蘭成這次被關了33天，這也算是他初次參與政治的嚐試，雖然是吃了一些苦頭，但也嚐到了新鮮的滋味，而且還小露了一手，算是混了個臉熟。
胡蘭成在風光得意的時候是從來不會想到家的，而在失意落迫、飄零淒涼的時候才會想到，這次同樣是如此。雖然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沒有回去奔喪，但是這並不能阻擋他在落難孤零的時候想到母親。因此，在監禁的最後一天，在憂傷與驚懼之中，這個不孝子夢到了自己的母親。母親對於兒子總是寬容的，想必托夢給他，也是對他的無私的愛。
出獄之後的胡蘭成，帶著妻孩離開了廣西，一路上經過湖南轉漢口，乘船到南京，來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停留了幾天，因為見到了古泳今，那個當年在廣西一中時關係不錯的同事，對他說李文源不宜於家室的人。古泳今此時正在《中華日報》工作，當他得知胡蘭成研究過幾年馬克思，對經濟問題也有一些見解，於是就讓他寫稿子試試，胡蘭成答應說先回家看看，有時間就寫，然後就沒有再作停留，一路回到了闊別五年的胡村。他是在1932年玉鳳病逝後離開胡村的，現在已經是1937年3月了。
胡村依然是那陽的凋零冷落。胡蘭成回到家裏的時候，隻有已經20歲的侄女青芸一個人在。青芸已經出落成了一個大姑娘，也很懂事，她很熱情地招呼著新來的六嬸和寧生弟弟。寧生是胡蘭成和全慧文的孩子，他們還有一個女兒小芸沒有帶回來，留在廣西全慧文的妹妹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