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婚姻，雖然平實，卻是沉重的。
大多數的婚姻，最後都走向孩子的出世而歸於平凡。但是孩子的問題在張愛玲的人生中顯然並不占有什麼空間，不知為什麼，這總會讓我想到波伏娃與薩特——那對法國哲學史上的伉儷。他們曾就一些敏感問題回答過記者的提問。
談到不生孩子的選擇，波伏娃說：對我而言，那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是我對養育小孩這件事本身感到厭惡。當我還很年輕，並憧憬著與表兄傑克締結一個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時，我也許想要有小孩。但我與薩特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知性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礎上，因此我從無生小孩的欲望。我並沒有特別的欲望去複製一個薩特。
想必張愛玲在不願以自由換取天倫之樂的原因外，沒有特別的欲望去複製一個胡蘭成或是賴雅，也是她沒有生養孩子的原因之一。可是如果因此而說張愛玲作為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似乎也並不完全正確。
年老的賴雅數次中風時，都得愛玲的悉心照料才康複，很難想象這個在上海連自己都不會照顧的女子，是怎樣學著慢慢去照顧別人。女子亦是會長成女人的，她當自己是他的妻了。這正像波伏娃曾經給女人下的定義那樣，她說，沒有一個女人生來是女人，而是在後天裏形成的。或許，這便是對張愛玲一個最好的注釋了吧。
“如果說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義的，那是因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獻給做飯和洗尿布——她無法取得一種崇高感。承擔單調重複的生活，處在無知覺的實在性之中，這是她的義務。自然女人要重複，要永無創新地重新開始，要覺得時間仿佛是漫無目的地轉來轉去。她忙忙碌碌卻永遠沒有做成什麼，所以她認同於她既有的物。這種對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讓她保持的那種依附性的結果，它也解釋了她的吝嗇和貪婪。”
波伏娃說，女人的雙翼已被剪掉，人們卻在歎息她不會飛翔。讓未來向她開放吧，那樣她將不會再被迫徘徊於現在。
可是張愛玲，似乎過的正是將這兩個階段顛倒的人生狀態。
在困難的日子裏，她更為本真的一麵完全得到了呈現，要知道，如果沒有愛玲，那個熱情的老頭可能會老無所依，終命於一間簡陋的公寓，他的心思無人讀懂，他的起居無人照料。而這一切，胡蘭成卻無法感受了。
張愛玲的一生似乎也在扮演著她筆下的不同角色，正如她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所寫的那樣：“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
無論是白玫瑰還是紅玫瑰，似乎張愛玲都多多少少扮演過她們的角色。隻是，與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兩個男人都是她用自己的心血來認真對待的，問心無愧。
隻是張愛玲送走了賴雅之後，便走出了自己所曾經勾畫的那些角色。注定，她即將扮演的是一個任何文學作品中都未曾出現過的新的角色。她需要賺取稿費養活自己——這也是她幾乎算是唯一可以做得來的工作了。
夏誌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愛玲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是對於一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來說，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僅以短篇小說而論，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爾、安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就在張愛玲人生又一次失意的階段，她也得到了一次文壇上的第二次生命。
1968年，中國台灣的皇冠雜誌社將愛玲早年久負盛名的小說與散文作品結集出版，重新在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掀起了一陣狂烈的“張愛玲熱”，曾經流傳於上海灘、轟動一時的《傳奇》、《怨女》、《半生緣》等作品終於再一次地打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因此，書的銷量非常好，愛玲的影響也從狹小的文學圈，波及到了普通市民和學生當中。與此同時，愛玲的生活也因為相對豐厚的版權稿酬變得穩定下來，至少可以保證她的晚年不再勞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