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開發西北，增強國力，日益引起中國朝野人士的關注。將西北作為戰略大後方來著手開發建設，是中心議題。1932年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西安市檔案館：《籌建西京陪都檔案史料選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隨之成立了以張繼為委員長的西京籌備委員會。1934年，《開發西北》雜誌創刊，蔣介石題詞“開發西北”，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何應欽、於右任等亦有題詞。蔣介石還在西安發表演說稱：“蓋各種建設，固貴因地製宜，因時製宜，而一貫之政策與通盤之籌劃，財力要必不可少，此應由中央負責籌劃。”（《開發西北》（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11月。）其間，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國防設計委員會於1932年11月1日成立。其倡議人是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的錢昌照。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錢昌照就向蔣介石提出了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建議，認為事變表明日本遲早會大舉侵犯中國，中國為避免滅亡，勢必起而抵抗。但中國經濟落後，國防實力薄弱，若不及早準備，一旦日本大舉侵華，後果將不堪設想。而要加強國防，首先要製定一個較為完備的國防計劃。為此他提議組織一個專門機構，聘請一批專家從事有關國防建設的調查、研究和製訂計劃的工作。蔣介石讚同這個提議，並兼任了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委員長，秘書長是原北京大學教授、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開發西北的調查和規劃，是該委員會成立後的一項重要工作。廣袤的西北地區不乏自然資源，但工業十分落後，人民非常貧困。考慮到一旦戰爭爆發，東部沿海工業發達地區難以固守，因而希望及早開發西北，一方麵可增加國家資源，另一方麵也可作為戰時退守的基地。為此，國防設計委員會組織了西北調查團，分水利測量、地質礦產、墾牧及民族、農作物及移墾、人文地理等組，分赴陝西、甘肅、青海等地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實地考察，在此基礎上擬製了開發西北的計劃，並提出了羊毛改造、森林利用、農墾設施改進等規劃。1935年4月1日，該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蔣介石仍兼任委員長，正副秘書長是翁文灝和錢昌照。其間，委員會繼續組織專業人員調查了西北地區陝西、甘肅、寧夏等省農業作物、農田水利、移墾、畜牧、森林、特產、鴉片產銷及禁絕辦法等，編製了13份調查報告（鄭友揆等：《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0頁。）。
與此同時，各界人士紛紛就開發西北提出建議和設想，一時形成報刊輿論的熱點之一。這些建議和設想，大多在孫中山《實業計劃》的基礎上各抒己見，強調的重點是移民墾殖、農田水利和交通建設。但也有人指出，就當時西北農村的實際狀況而言，移民墾殖實際推行困難重重。查大同的《寧夏之聞見》指出：
現在高唱開發西北者，莫不以移民相號召，誠以西北寥廓，每平方裏平均一二人。江浙人口繁密，每平方裏有六七百人。以過剩之人口，移之荒地，計固善矣，殊不知西北農村早已破產，土匪載道，方向外逃之不暇，若一旦移民來此，豈不速死之乎。（查大同：《寧夏之聞見》，《新中華雜誌》第1卷第22期，第36頁。）
他的話道出了一些實情。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大批難民流離失所，湧入關內。難民的救濟與安置成為國民政府麵臨的一大難題，於是有東北難民移墾西北的計劃和提議。1933年，留美農學家、時任東北大學農學院院長的柳國明擬訂了《東北難民移墾西北計劃》，在組織調查、經營政策、屯墾地點和收益預算等方麵，都有具體規劃（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柳國明擬〈東北難民移墾西北計劃〉》，《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這份計劃雖然受到國民政府農村複興委員會的重視，但並沒有得到具體實施。
在水利和交通建設方麵，則有一些實際舉措。甘寧青等省土地貧瘠，產業落後，軍費膨脹，一般民眾生活困苦，地方財政入不敷出，赤字巨大。為了扶持回族軍閥集團在那裏的統治地位，同時也為了表示要開發西北，國民政府開始每年撥給甘寧青一定數額的財政補貼，其中包括行政費、軍費、教育費、特別救濟款和各項建設費等，投資也逐年加大。1934年，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在“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的名目下，就興修水利和建設公路兩項補助地方經費435萬元，另外還有畜牧、農林、衛生防疫、教育經費等各數十萬元（許憲隆：《轉型期的西北：對軍閥體製下甘寧青現代化進程的再審視》，嚴昌洪主編：《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55頁。）。
1933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曾受國民政府委托去新疆考察鐵路事宜。他回憶說，1933年8月他在南京會晤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他（指汪精衛——引者）說，修築通向腹地的鐵路費用昂貴，所以他們目前隻讚成先修公路。公路應該和中國北部和中部現有的鐵路線終點連起來。北線公路應以歸化為起點，而南線則應以西安為起點。工程刻不容緩”。同月，外交部長羅文幹通知他，國民政府委任他擔任直接受鐵道部部長顧孟餘領導的一支中國查勘隊隊長，並被任命為“鐵道部顧問”。於是，他去北京見了顧孟餘，“他（指顧孟餘——引者）的決心很大，所以很快一切安排妥當。京綏鐵路局負責人盛昌先生向我們傳達了一條新指示。為了開拓今後的公路交通，我們要在新疆調查以下三條路線中的一條：烏魯木齊—喀什，烏魯木齊—伊寧或烏魯木齊—塔城”。1935年2月，斯文·赫定去南京向鐵道部彙報了這次汽車考察的情況：
我認為新疆與內地之間道路連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必須考量兩個問題，一個是經費，一個是時間。我主張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采用最便捷的方法修建兩條汽車公路，一條是從北京經內蒙過額濟納到達哈密和烏魯木齊；另一條是從西安到蘭州，經過河西走廊到達安西、哈密。第二步是修建到伊犁、喀什和和闐的公路。但真正解決新疆與內地的最有效的辦法是修建一條西安到喀什的鐵路幹線，並有支線通過各個重要地區和城市。我還指出絲綢之路曾經是聯結東西方的一條重要紐帶，是橫跨歐亞的大動脈，今後應該使它發揮更巨大的作用。
2月22日，他到漢口向蔣介石彙報了考察成果（〔瑞典〕斯文·赫定著，大陸橋翻譯社譯：《亞洲腹地旅行記》，遠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94頁。）。1935年春，隴海鐵路西安至寶雞段全長173公裏動工，於1937年3月1日竣工通車（秦孝儀：《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建設》，1976年台灣影印本，第1章第8頁。）。
但隨著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國民政府最高決策層的心目中，對外抗戰最理想的戰略後方根據地不再是西北的陝西，而是西南的四川”（黃立人等：《論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意義和作用》，《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開發西北的舉措頓顯冷落。1940年7月3日，法越當局在日本的監視下切斷了滇越鐵路，並陸續封閉了中越間的各條公路。與此同時，日本向英駐日大使克萊琪提出禁止通過滇緬公路向重慶運送軍火及汽油、卡車等物資。7月12日克萊琪通知日方同意關閉滇緬公路三個月，旋即由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在三個月內，禁止通過緬境向中國運送軍械、彈藥、汽油、載重卡車及鐵路材料。香港亦同時禁運（程道德：《陳布雷有關抗戰時期金融物資管理問題的手稿》，《近代史資料》總106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頁。）。次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滇緬公路被切斷，而西北地區與蘇聯之間的運輸通道仍得維持，西北的戰略地位分外重要，開發西北的呼聲再度高漲。
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蔣介石巡視陝、甘、寧、青四省，返渝後即下手令，要求移民西北，“從事於屯墾或開發實業等工作”（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蔣介石令裁各機關官員移屯西北及籌議辦法三件》，《民國檔案》2004年第3期，第35頁。）。同年9月21日，蔣介石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談到其視察西北的感想，“略以西北各省地大物博，且居全國中心，實為建國之重要根據地”，強調要注意西北開發和獎勵移民等措施（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有關蔣介石注意西北開發及改進黨政等事項的公函》，《民國檔案》2002年第3期，第4頁。）。1943年2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開發西北講習大綱》稱：“西北各省麵積廣闊，蘊藏豐富而人口稀少，急待移民開發”，認為“我國過去建設多偏於沿海及東南各地，人口亦多集中於此，而廣大之西北則少人注意，為使國家建設平衡發展計，應即促進西北之建設”，指出“西北係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五省及綏遠之一部，總麵積約350餘萬平方公裏，約占全國麵積三分之一，但人口總數僅2100餘萬，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平均每平方公裏僅有6人，急應移民墾殖”（重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見重慶市檔案館編：《檔案史料與研究》2000年第2—3期合刊，第11頁。）。同月，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亦指出，西北地區地廣人稀，“至今新疆猶行輪種法，每地一丘種一年休息一年。至於寧夏、青海各省，則荒地更多，總計西北人口密度，計陝西省現有人口1200萬人，甘肅省有600萬人，新疆300萬人，青海200萬人，而寧夏僅五六十萬人，其人口之稀少，概可想見。吾人欲談開發西北，必先從移民起，欲談移民，必先從興水利起”（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1943年2月），《檔案史料與研究》2000年第2—3期合刊，第24～25頁。）。1943年1月，國民政府水利委員會《西北水利十年建設計劃初稿》稱：
陝西、甘肅、新疆、寧夏、青海五省位居西北，地勢高亢，生產落後，糧食不足，故以上五省之水利建設，亟須積極開發。至其進行之步驟，首當著重於農業水利，以謀糧食之自給自足，以及工業原料之增產。其次則為水道航運之整理，以求交通運輸之便利，促進工業、商業之繁榮。再次則為水利之利用，以期獲得充分之廉宜之原動力，而為發展工礦建設之張本。
……
西北五省土地之麵積，約為三百二十五萬平方公裏，人口約為二千一百五十萬，耕地之麵積約為五千九百四十萬畝，可得灌溉之利者約為一千三百萬畝，此外可耕之荒地則達一萬五千萬畝。在西北現實人口如此稀少之環境下，耕地已苦不足，水田更屬缺少，加以地處高亢，雨量不豐，是以饑饉之災愈加嚴重。欲求建設西北，自應首謀足衣足食之道。是以開發農田水利，實屬迫不容緩之工作。
……
開發農田水利之水源，自以黃河及其支流為主幹，青寧甘陝利用頗宏。次為雪水，天山、祁連山、陰山以及其他西北高原地帶，融雪灌溉之事業早有極好之成就，惜近世反多湮廢，極應擴充改進。次為雨水之儲蓄，西北雨量既少，分配尤不平均，蓄水工作必須特別注意，此不僅有關灌溉，且與保持土壤與減少黃河下遊之泥沙及調節洪峰諸問題，尤有相互密切之關係，實屬一舉數得必要之設施。再次為地下水，除吐魯番一帶尚可充分利用外，其餘各地多因地形之複雜與水層較深之關係，不易發展。（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水利委員會擬送〈西北水利十年建設計劃初稿〉》（1943年1月），《民國檔案》2000年第4期，第25、27頁。）
在交通建設方麵，1941年9月朱家驊《西北經濟建設之我見》指出：
西北目前最急切需要的，要算是交通建設，交通事業為一切經濟建設之基礎，全國各地皆然，但就經濟的國防的觀點來說，則西北的交通建設尤其重要。西北以外的各省雖然也都感交通不便，但大抵尚有一些河流可通舟楫，一些鐵路公路可供運輸。至於西北交通的困難，簡直非東南人士想象得到，就水路言，隻有黃河從蘭州到寧夏包頭一段可通舟楫，但所謂舟楫，完全用牛皮羊皮製成，就是把牛羊皮打足了氣，若幹個連在一起，成一種筏，浮於水麵，用以載貨搭人。這種交通工具再古老也沒有了，但還是唯一的水路交通工具呢。要改良吧，一時還談不到。就陸路言，除了少數的公路有汽車外，根本沒有新式交通工具，無論幾百裏或一二千裏的路程，都是靠騾馬或駱駝，要達到目的地，走幾個星期不算一回事的。在這種環境之下，盡管有豐富寶藏，也不容易運出來，就是能運出來，所耗的運費，有時還要超過原物的價值很多，比如玉門油礦，就因交通阻梗，大感不便，但石油還是比較輕便的東西，至於其他農產物手工業製成品等則更不待言了。所以要推進西北經濟建設，就非首先發展交通不可。就目前情形而論，最緊要的就是築造鐵路。現在隴海鐵路可通寶雞，寶雞到天水的一段雖已開工，而完成尚有待。我們希望隴海鐵路必須加緊趕築，至少寶雞到蘭州一段要於短期內趕築完成，最好將蘭州到酒泉（肅州）一段也趕築完成，因為這一條路線是西北交通的中軸，也是西北一切經濟建設的輸血管。此外由蘭州西到青海，東北到寧夏的兩條支線的建築，也是推進西北經濟建設的起碼條件。（朱家驊：《西北經濟建設之我見》（1941年9月），《檔案史料與研究》2000年第2—3期合刊，第21頁。）
但此後，國民政府並無實質性的舉動，1943年2月翁文灝的《開發西北經濟問題》仍強調“目今西北交通，雖有飛機可坐，汽車可乘，然此種交通工具，隻可供少數人遊行之用。一言開發經濟，必需修造鐵路……此種原則，對開發西北尤為重要”（翁文灝：《開發西北經濟問題》（1943年2月），《檔案史料與研究》2000年第2—3期合刊，第25頁。）。
抗戰以前，西部地區地方軍閥與中央政府貌合神離，各行其是。1935年有人指出，對西北地區，中央政權鞭長莫及，“年來盛馬（指盛世才、馬仲英——引者按）之爭，南疆之變，糾紛未已，不知有中央，而中央對盛馬亦無如之何。青海寧夏，雖回族領袖服從中央，而軍民隻知領袖，不知中央”（馬鶴天：《開發西北與中國之前途》，《西北問題季刊》第1卷第3期，1935年5月。）。胡繩亦指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表麵統一了，實際上沒有統一。蔣上台後，就大打內戰，後來又剿共，國家實際上處於分裂狀態。山西、兩廣各搞各的，四川、雲南也是如此，新疆就更不用說了……到了抗日時期，蔣抓住了抗日這個大題目，情況有了變化，除了淪陷區，大體是統一了”（胡繩：《關於國民黨》（1995年4月17日），《胡繩全書》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頁。）。應該說，這種局麵對中央政府統籌規劃，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振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如前所述，國民政府確也有所籌劃和舉措並取得一定成效。但總的說來，其主旨主要著眼於戰時需要而不是西部地區的長遠發展，隨著戰爭結束，國民政府對振興西部地區經濟的關注頓減，接著又是挑起內戰，西部建設更是被其置之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