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張文儒也是一個像張實一樣軟弱可欺的小白臉書生，由此可以推斷，多年後，張實也會是個像張文儒一樣殺伐決斷的大黑臉官員。我聲明在前，這個推斷當然缺乏必要環節，我不是在做邏輯學試題，我的意思是在強調，別看現在張實把他的親爹恨透了，將來他的兒子也會同樣來恨透他。因為他將來就像他親爹現在一樣是國之棟梁家之主宰，這樣的角色人見人恨，可是沒有這樣的角色國必將不國家必將不家。我說出這樣的預言是強忍著心頭的傷痛，因為活了近四十年我終於弄懂了，父與子的代代相傳是用代代相恨和代代相殺來實現的。這一點，我敢說得理直氣壯，我敢麵對任何邏輯學試題，我敢跟任何反對者辯論哪怕辯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也決不退縮，這是我好不容易在這次艱難的寫作中認識到了的一點點真理，為了真理獻身我感到無上榮光，求仁得仁死而無憾。我覺得自己終於能夠像許褚那樣赤膊上陣，在萬千亂軍中橫刀躍馬縱橫馳騁，身上傷痕累累心中快意無邊。我現在有些理解許許多多的職業作家了，他們宣稱他們堅持寫作的理由之一就是通過寫作來接近真理發現真理堅持真理，並由此使自己成為真理的代言人直至真理的化身，當然，這後半句職業作家們不大會傻乎乎直接就說了出來，但是前半句話已經說到了這份上，後半句話不說也隻有傻子才聽不出來了，真的說了出來他們自己倒有可能變成傻子了。當了真理化身的快意是難以言傳的，我的感覺是起碼不比達到高潮要差。我想張實現在在小林蘭的挑唆下，衝向他父親的時候，心中的快意隻會比我濃不會比我淡。
這次決戰，其實是張實的一個借口，雖然他自己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猜想張文儒也知道，每一個過來人都知道。我們年輕的時候抗議啊遊行啊絕食啊臥軌啊，都是一個借口，在這個借口下我們盡情發泄我們登上舞台的欲求發泄我們殺父頂替的欲求。這是我們公司那個禿頭大腹的老板的原話，那次我跟我們公司的老板去曼哈頓北邊的哥倫比亞大學談一個項目，回來路上，車行在南北縱貫曼哈頓的百老彙大道上，老板指著兩邊明晃晃的高樓大廈，突然感慨地說，你看看，這些大樓，三樓以下曾經沒有一塊玻璃是好的。我聽不懂以為今天我的英語聽力出現問題。這個體重足有二百磅的老板重重地喘了一口氣說，我和我的同學砸的呀，那時候我就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他伸出胡蘿卜粗細的手指按動了電動車窗的按鈕，深色的車窗玻璃徐徐降下，曼哈頓喧囂的市聲頓時如潮水般湧了進來，他提高聲音說，反越戰啊，政府當時在肯特大學開槍殺了四個抗議學生，我們全國大學生一起出動上街，一邊喊One two three four，We don"t want fucking war，一邊見著玻璃就砸。三十年後，他得出了上麵的結論。他看著大街上成群結夥遊逛的半大小子，頗有些恨鐵不成鋼地說，他們現在不砸玻璃了他們染頭發。看著那些五顏六色的染發小青年他不屑地搖搖頭。這麼看來，張實大概也要再過些年才能有此覺悟，現在他可正是想砸玻璃的時候。這也就是張文儒時運不濟的表現之一，因為他在這個節骨眼上不巧充當了張實的玻璃，當然這就是所謂命運的安排。但是，張文儒可不是百老彙大道邊上的玻璃，要砸他張實還欠一點功夫，我們馬上就要看到了。
張文儒現在沒有二百磅的體重，人種不同，在中國除了舉重啦鐵餅啦之類的運動員一般看不到二百磅的胖子，但是當氣得渾身發抖的張實出現在他麵前的時候，這體重上的不一樣並不妨礙他跟我的老板有著想法上的一樣，他想，好啊，你小子終於來奪我的位子了，你急什麼呀，現在還輪不到你嘛，你現在要是硬上，我就硬的一手伺候，不信你就來吧。我妻子最不滿意的就是我時不時就讓張文儒這樣儒雅之士莊重老者說粗話，她總是皺著眉頭提醒我說，就算人家張文儒沒有留過洋吃過洋麵包好歹也是個老知識分子萬人大廠的一廠之長，怎麼動不動就跟街頭小痞子似的。對這番指責我胸有成竹，我說你想想我們每次聚會最後總是歸到什麼話題上。我妻子曖昧地一笑，嗨，這是現在的留學生，過去的哪會是這樣你看看人家老一輩冰心巴金錢鍾書什麼的。我說，太太，我們不要具體涉及某個在世的活人，OK？那樣要吃官司的。到底在美國住了十年聽說官司我妻子吐吐舌頭接受了我的建議，說好，我們就以你虛構的這個張文儒為例好了，純學術討論。我說，你看仔細了，每次張文儒的粗口都在前麵加上了他想，或者他心裏想，對不對？這說明了他從來就沒有說過。你能保證即便如伊利莎白女王都沒有在心裏說過粗口。我妻子已經不想就這個問題跟我繼續探討下去了。我說，我這裏有個故事。她說，哦。我的故事就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