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B型為主的民族國家往往徘徊於曆史的某個階段，長期停滯不前
在四大文明古國當中，中國的封建製度根深蒂固，曆史上經常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襲，文明屢遭破壞，但依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保持了少有的連貫性。
如果性格決定命運有一定道理的話，B型化的族群性格會與他們所經曆的相似的曆史命運有一定的聯係。
事物的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隻要我們抓住內因、抓住事物的本質，我們或許就能找到打開諸多曆史迷宮的鑰匙。
黑格爾曾說過：東方文明乃是一種靜止的文明。酷愛曆史的人們也許會有同感：至少唐朝以後，中國的文明一直停滯不前，某些方麵甚至產生了倒退，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局麵呢？
以往更多的解釋常常局限於“外敵入侵和內政腐敗”兩個方麵。顯然，這樣的解釋既是籠統的又是膚淺的，而且往往難以自圓其說。這種解釋依舊沒有擺脫通過現象解釋現象的俗套。因為內政腐敗、外敵入侵既可能是（靜止）原因，同時也可能是（靜止）結果。還有人說是封建專製主義過於強大，可是在歐洲也有過專製特別強大的時期，事實上這種強大同樣也是創造曆史的人民（包括曆史人物）共同選擇和完善的結果。
眾所周知，曆史上中國常常遭到來自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連續不斷的侵襲，而且遊牧民族不止一次地成為統治民族。但最後，這些征服者都無一避免地被當地的人民同化，失去了原有的特征。與此同時，亞歐大陸西邊的日耳曼人不僅作為征服者，而且作為文化的征服者，從各個方麵同化了歐洲，成為歐洲全新的主人。為什麼同樣是落後民族征服先進民族，偏偏西方的A型化的日耳曼人沒有被先進的羅馬帝國製度文明同化，偏偏東方B型化的遊牧民族被中國製度文明同化了呢？
這難道不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作怪嗎？正如我們通過主觀能動性在生產力不具備的情況下就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一樣，日耳曼人也是通過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改變了歐洲曆史的進程和文明的方向。
因為日耳曼人保守、戀舊、強烈的民族性決定了他們可以在羅馬的土地上繼承和發展日耳曼民族的人文精神，所以他們才沒有被遠比他們先進的羅馬人所同化。這就好比旅居海外的猶太人可以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性格的力量）不被所在國家的文化同化一樣。
我們知道B型性格和A型性格幾乎完全相反，B型為主的遊牧民族的性格當然和A型化民族的性格會迥然不同。相比之下，前者更開放、包容、善模仿、不戀舊、隨大流、靈活多變，這使他們很容易而且很快地接受遠比他們自身發達的先進的農業文明，而無法像保守、戀舊的A型化民族那樣維護並發揚他們自身的文化精神。因而，他們中不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所同化了，當然這也使當地的居民進一步呈現出B型化的趨勢。換句話說，容易被更先進的文明同化的征服者，往往不能帶來激發曆史進步的“鯰魚效應”，他們隻能是在原有先進文明的框架內修補和完善，這樣一來東方的曆史就會呈現出不進步的現象。
另一方麵，知足常樂、不太合群、中庸調和、不願冒險、注重家庭，以及各行其是等特點使B型化民族很難發揚團隊協作精神，並有效地組織起來向落後的製度展開鬥爭，這就使得東方的文明進一步停滯和僵化。具體到技術進步的細節，中國人四大發明之後沒有更多的重大發明，有一個深層次的性格原因，就是中國人不像提倡個性的O型西方人那樣愛顯山露水，因為這樣一來就出格了，有違儒家的中庸思想。往往標新立異的人會因受到人們的恥笑而放棄自己的做法。缺乏標新立異的勇氣和觀念，自然會導致技術甚至思想的不進步。
在中國，南北的血型構成還有所不同，北部BO居多，南部AO居多。如果A-B-O血型性格之間能夠形成良性互動，中國人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麵人均水平超過類似血型構成的韓國人還是非常有可能的。何況，信息化的時代，是一個適合B型化民族性格優勢發揮的時代，他們不僅擅長軟件開發，更懂得如何搞信息戰，完全有可能在信息產業方麵走在世界的前沿。
相關問題：同一時代背景下，各民族血型構成差異所造成的對社會模式選擇和偏好的影響
不同血型性格不僅造成了不同的民族獨特的曆史現象，而且就是在同一時代背景下，甚至在同一製度背景下，不同血型的民族國家，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表現出明顯的不同。
比如在黑暗的中世紀，由於性格的關係，英、法、西、俄等重要的O型為主或O型化的國家都形成了中央集權製度。而以A型為主的德國、瑞士、奧地利、意大利北方則建立起相對鬆散的聯邦製國家。前者與O型性格中的崇尚力量、好大喜功、競爭意識、爭強好勝有著必然的聯係；後者則與A型性格中的保守、善協調、忍讓、地方歸屬意識（小國寡民思想）、民族性強密切相關。整個歐洲之所以小國林立，各不統屬，就與A型人的這種特征有關，而在O型為主的美洲大陸，部族之間頻繁的戰爭必然導致征服和再征服，直至形成貫徹統一意誌的規模較大的國家，如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有兩種模式：一種就是以英法為代表的較為冷酷的、徹底的激進資本主義模式；一種就是以普魯士為代表的溫和的、協作的、不徹底的改良資本主義模式。前者與理性客觀的O型人相適應，雖然很徹底但破壞嚴重，常常導致社會動蕩、民族內訌，付出的代價較高；後者與多愁善感的A型人相適應，雖然不很徹底，充滿調和色彩，但破壞輕微，能夠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階級鬥爭緩和，民族相對團結。
此外，A型人特有的協作意識，也有利於將社會矛盾當做民族內部矛盾來協調和解決。現代社會，A型化民族國家所展現出的企業主和員工的密切協作就鮮明地表明了這一點。在德國和日本，企業主和員工在收入上差距遠比英美兩國為低，而工人罷工的情況也是少之又少，勞資關係相對和諧。
另外，以A型化民族德國為代表的萊茵資本主義和以O型化民族美國為代表的美式資本主義在社會保障方麵也存在著巨大差異。
前者體現在高稅收、高福利上，施行免費教育，公立大學普遍；後者體現在低稅收、商業保險發達，醫療費用昂貴，私立大學流行。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福利製度，體現了A型性格中對未來擔心的憂患意識，集體歸屬性及完美主義精神。而美式的社會保障製度並不麵麵俱到，而是強調重點，以個人為中心，尊重和推崇個人主義，鼓勵競爭並以此來改善自身生活水平。這些都體現出O型人做事抓重點，強烈的競爭意識和實現自我的個人主義精神。相對而言A型為主的社會：同情弱者，重感情，奉行“同舟共濟，有福共享”準則，往往成為難民的天堂；O型為主的社會：不同情弱者，重理性，奉行“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法則，常常成為檢驗強者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