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才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作為曆史因素之一的社會製度當然也是由人民創造的。從邏輯上看,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創造什麼樣的曆史,而不是相反。當然,我們並不是要以此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對曆史的作用,但這種主觀能動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顯然也與其族群性格密切相關。猶如中國出了劉翔卻並不能因此說明短跑是黃種人的強項一樣,黃種人的體質(總體上不如黑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短跑領域所能達到的高度。換言之,由於天生的種族間體質的差異,黑人在短跑領域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同理,一定族群創造和選擇一種社會製度是具有一定能動性的,但這種能動性同樣會受到其族群特質——即血型性格的製約。
比如,在O型化族群那裏更多采用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源自於O型人直線性的思維方式)的法的精神,在思維邏輯環節較多的A型化族群或靈活調和的B型化族群那裏卻很少被采用。又比如在AB型思維方式——兼有A型的深入細致和B型的全麵周到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刑法所形成的人類曆史上特有的“斬草除根”和“株連九族”,在O型為主的古羅馬帝國、古波斯帝國、印第安諸帝國更是極其罕見。這是因為O型人相對於A型或B型更加膽大自信,他們敢作敢為,富有冒險精神,不像A型或B型人那麼擔心後患無窮,因此他們性格上並不太恐懼被報複,也就無從產生這樣的刑法。當然,這也注定了古羅馬帝國會比同時期的漢帝國存在更加頻繁的內部反叛和皇帝不斷被親兵所殺的史例。而在AB型嚴密的思維方式影響下的古代中國社會,卻幾乎沒有出現過皇帝親兵(禦林軍)殺害皇帝的例子,因受株連刑法的威懾,他們即使不擔心自己的下場也會考慮九族的親人,這使他們從來不敢有謀害皇帝的想法。同理,顧慮過多的B型化的秦將白起長平之戰活埋被俘趙軍40萬的做法,在O型化的愷撒大帝那裏肯定是難以理解的,對敢於冒險、膽大自信和注重現實的O型人來說,把戰俘變成奴隸和角鬥士為他們創造財富和提供娛樂是最佳的選擇。
再比如:一個強硬好勝的人做企業老總,必然會導致管理上的獨裁專斷和處罰的嚴厲無情。如果一個社會強硬好勝性格的人居多,必然導致整個國家的企業管理呈現強者治企風格。這種管理風格上升到國家管理中,就可能形成比較集權甚至獨裁的總統或君主製度。反之,一個謙和忍讓的人做企業老總,必然會導致管理上的群策群力和協商民主,如果一個社會謙和忍讓性格的人居多,必然會形成整個國家的企業管理呈現注重團隊智慧的更為民主的管理風格。這種管理風格上升到國家管理中就可能形成比較分權的總統(君主)和總理(首相)共治。由此可見,族群性格對族群政治文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甚至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隻是我們從來沒有靜下心來好好琢磨而已。
長期以來,出於對唯物主義的機械理解,人們一直認為族群性格是曆史文化環境造成的。其實,這是陷入了一個嚴重的誤區,因為曆史文化本身不會創造人,恰恰相反是人創造了曆史文化。曆史文化反過來對創造它的人當然也有影響,即所謂文化環境對族群性格的反作用,但這種影響同樣也是通過以人為載體的言傳身教或前人創造的文化成果來影響人的,歸根到底,文化對人的影響本質上就是人對人的影響——確切地說就是血型性格之間的相互影響,並在這種影響下不斷傳承和發展與自己性格相適應的文化。
假如不同血型族群的思維方式、性格偏好對他們自身的曆史文化毫無影響,那麼如何解釋越南、古巴等國家在生產力尚未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跨越式地提前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呢?又如何解釋:為什麼——
偏偏是A型為主的民族國家大都跨越了奴隸製階段而直接步入封建社會?
偏偏是B型化的民族國家卻長期徘徊於某個階段,停滯不前?
偏偏是O型為主的民族國家大都經曆了殘酷的奴隸製階段以及資本主義的血腥積累時期?
對上述謎題的血型性格解讀是作者在理論創新方麵的一次探索、嚐試,難免有許多不完善之處,僅作一家之言,以供大家探討。
同時,需要聲明的是,作者對不同血型族群的評價完全是基於曆史事實的,並非完全主觀臆斷。我們說A型為主的民族國家大都跨越了奴隸製階段,並不是說他們其中就沒有經曆過奴隸社會的,隻不過相對來說無論從範圍和程度上都要小一些。B型化的民族國家卻長期徘徊於某個階段,停滯不前,並不是說B型化民族就沒有輝煌的過去和燦爛的明天,事實上從秦漢以後直到唐朝,中國的曆史一直在走上坡路,而且在最強盛的唐朝中國恰恰是B型人口比例最大的時期,如果我們現在找到停滯的根源並能動地改進,B型化的中國仍舊可以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
同理,我們說O型為主民族國家大都經曆了殘酷的奴隸製階段以及資本主義的血腥積累時期,並不是說O型人都殘酷野蠻,而是人類在童年和成長期必然經曆的階段。日耳曼人雖然從性格上能動地跨越了奴隸製階段,但當羅馬帝國進入高度文明的發展階段時,A型化民族包括日本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在文化發展上遠遠落後於羅馬民族。
可見戰爭在特定的曆史時期也是一種信息交流、文化傳播的手段,而且可以刺激包括生產工具在內的各種科技手段和思想的發展。某種意義上講,沒有O型化族群在人類童年以戰爭方式進行的社會實踐,就不可能拉開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序幕。
縱觀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三大血型族群的力量是相互消長的,隻是在人類的童年實踐性強的O型化族群“先入為主”;人類的少年博采眾長的B型化族群少年得誌,人類的青年擅長理論思考的A型化族群厚積薄發,從發展的觀點看,沒有任何一個血型族群可以長盛不衰,即使是當前尚具有一定優勢的A型化族群也正在迅速地老化和衰退。
以A型為主的民族國家大都跨越了奴隸製階段而直接進入封建社會
在歐洲的曆史上,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日耳曼諸民族對羅馬帝國的入侵,不僅沒有使文明倒退,反而促使了新文明的產生。
在日耳曼人完成了對羅馬帝國的征服之後,依照常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日耳曼人或者應保留原有的生產方式和氏族製度並推而廣之,或者是被同化於所征服地區的先進文明之中,由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但是,這兩種情況都沒有出現。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他們很快完成了由氏族製度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明,翻開了人類曆史上革命性的一頁。大和民族亦是如此,奴隸製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就開始實行“大化改新”而很快進入了封建社會。“砌牆的磚頭,後來居上”,以此來形容以A型為主的族群再恰當不過了。近現代史上,德日民族又一次後起而勃發,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超過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步入了強國的行列。
如果我們能夠拋開一切困惑我們思維的外在現象和因素,我們最終會發現:一種全然被物化的社會所忽視的力量——族群性格的力量,決定了A型化民族獨特的曆史進程。
正如當今世界A型為主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更多強調協作而不是競爭一樣,在古代A型化族群的競爭意識也相對淡薄。這既能一定程度上解釋A型化族群為何更多分布在遠離鬥爭中心的亞歐大陸邊緣,又能說明作為競爭(古代的國與國競爭更多是通過戰爭來體現的)的必然產物——戰俘奴隸較少地出現在A型化民族的社會當中。當然,並非絕對沒有戰俘奴隸,如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的古希臘確實也存在過大量戰俘奴隸,但比起古羅馬奴隸製共和國的戰俘奴隸要少得多(絕大多數公民——2/3到3/4的公民沒有奴隸,靠當農民、工匠、店主和水手謀生……。奴隸製度是所有這些文明的普遍公認的組成部分。甚至在古希臘,雖然那裏的奴隸製度從未像在羅馬那樣猖獗過,但亞裏士多德已宣稱:有些人生來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是被統治者……[參見: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