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許有一點根本的要義是需要把握的：不管過去人們把文學處置成何種東西，或何種樣式，它都是在處置文學。問題的症結和嚴峻也許在於，現在人們也許根本不處置文學，文學不是因為被改變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為人們根本就不予理睬，連作為佐證的下角料都無人光顧，那真是文學研究的末日。文學是在被拋棄的命運中而荒蕪的，而我們，就這樣成為文學的守靈人。
因此，建立現當代文學研究規範——現在也許確實需要建立，目前顯然不可能產生完整的方案，但卻是可以確認出發點，那就是：頑強回到文學經驗本身，回到審美體驗本身。在我看來，不管是文化研究，還是後結構主義理論，它們不應該與文學研究相衝突，而是給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更具有學術價值的知識體係和觀念方法。在理論、曆史與文學文本的闡釋中，建構新型的學科範疇體係。這一切的要點，都在於回到文學文本，回到文學的內在品質中。這並不隻是建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規範的需要，而且也是擺脫那些虛假的信念，回到我們更真切的心靈的需要。也許多少年之後，我們會意識到，在曆史上的這個時期，保持一種閱讀態度、一種情感經驗、一種審美感悟，也像保護某個瀕臨滅絕的物種一樣重要。
本書也許是在這樣的學科發展情勢中作出的一種回應。我們選擇“現代性”問題作為嚐試。作為一次集體合作的產物，它既充滿了共同激發的那些靈感；也帶著種種妥協的痕跡。“現代性”在這裏並不是一個論述的綱領，或者達成共識的基礎；毋寧說是一個思考的框架和共同工作的平台。事實上，合作者對具體的文學史事實的評價和認識都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分歧。細心的讀者當不難發現，特別是對於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學史的論述，本書的研究者們的理解都有不同的角度和評價。我想這樣也好，對一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得出近似的結論；也可以從同一角度，得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同樣是基於現代性的論述，一回到具體曆史事實，人們的理解和判斷並不一致。並不求同而能存異，我想這是多元時代不得不認可的一種學術立場，也可能是一種更從容獲取更大空間的一種學術態度。
本書導源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一項課題，前後曆經較長時期的醞釀，經曆過多次的討論和磨合。今天得以完成，全靠同事們的鼎力相助。其中存在種種不足之處，則有望同行們的批評指正。在此，我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和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以及文學所科研處的主管同誌；本課題得以立項和得以出版都離不開有關部門和有關主管同誌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要感謝雲南人民出版社對學術的鼎力支持；尤其要感謝出版社的歐陽常貴同誌，他對學術懷有的那種尊重，那種真誠和熱情，令我和同事們感動不已。因為有這樣的出版社和出版家，學術依然可以頑強地在當代文化中紮下根來。
陳曉明2002年10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