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杜埃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太平洋戰爭中也在海外農村遊擊區戰鬥過。既用槍作戰，也用筆發言。在迎來新中國的成立，即將走上文藝工作崗位的杜埃，將怎樣為新時代、新人物譜寫新篇章呢?
四
解放後，杜埃一直參加分管文化、文藝工作。大量的組織和行政事務工作，耗去了他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寫作。作為一個作家，怎能離開生活這個創作的唯一源泉呢?不懂得文藝的規律和特點，又怎能很好地去領導文藝工作呢?
杜埃自己立了一條嚴格的紀律：每幾年中，都要抽出一段時間，到生活中去。這裏，既是他的工作點，又是他的生活點、創作點。他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過“沃土紮深根”的生動情景：土壤，使人容易聯想起植根於它之上的軀幹挺拔，枝繁葉茂的青鬆。從青鬆，又想到那穿岩破石，紮在深處的根。作家要像青鬆的根子深入土壤那般，到人民生活這塊豐腴、無垠的大地上去，才能長出茂林嘉卉，結出累累碩果。
這深深紮根於沃土之中，頑強挺立在千丈高岩之上的青蔥壯美的古鬆，不正是作者自己的象征嗎?
解放後的十多年間，在第一線，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杜埃那魁偉、壯實的身影。歲月的流逝，年歲的增長，隻是添加了銀絲和皺紋，但絲毫沒有減弱他對生活和創作的熱情。而每下去耕耘一次，就收獲一次。
土改時，他來到雲浮縣夏洞村，兼任縣委組織部長和土改重點單元組長。後來，他著手寫反映土改鬥爭的長篇小說，已寫出二十多萬字初稿。
公社化時，他來到自己的家鄉大埔縣洞寮莒村，散文集《鄉情曲》中的多數篇章，就是這個地區曆史變遷的真實寫照。
整風整社時，他來到新會縣聖堂村，寫了小說體村史《冰消春暖》。茅盾還專門為這本書的出版寫了序言《讀〈冰消春暖〉》，認為“杜埃同誌這個嚐試，是成功的”，在文藝百花中，“也是獨標異彩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來到陽江縣海陵島參加農村工作，不久，就寫了一組反映建設海陵島的散文……
關於他的作品，茅盾在為他的一部散文集《在呂宋平原》寫的序言中，作過這樣的評價：這些作品，“是他的生活經驗的產物，情緒真摯而行文樸質”。善於用一支深沉執著的筆，細致的藝術描繪和強烈的抒情色彩，展示生活的斷麵，這也許就是杜埃創作的個性和風格吧。
它如何形成的?杜埃有著自己的體驗。他認為：關鍵在於熟悉生活，和生活的主人公建立深厚的感情。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們激動了你，你才有可能創造藝術形象去感染讀者。
杜埃每到一個地方，就和那裏的人民結下深厚的情誼。許多動人的故事，一直在群眾中流傳。
土改時，杜埃剛剛三十歲多一點。他與夏洞村貧農主席團主席莫木，同吃一鍋粥，同下田勞動，莫木教他駛牛、耙田。他們一起回憶血淚斑斑的過去，暢談雲蒸霞蔚的現在，展望光輝燦爛的未來。階級的友愛，像一團烈火溫暖著莫木的心。後來，這位老貧農病逝了。杜埃親自到夏洞村為他立碑，題寫碑文，把深厚的思念留在山鄉。一九七三年，林彬因公到這個地區，杜埃叮囑她一定要去看看莫木的一家。當她回來告訴杜埃，莫木的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弄得不知去向時，他心情沉重，久久不語。
《冰消春暖》出版後，杜埃特地給書中的主人公梁汝寄贈一冊。“文化大革命”中，梁汝讀中學的女兒把這本書找了出來，對父親說：“聽說杜埃已成了黑幫，快把這本書燒掉。”梁汝聽後，十分生氣，雙目緊盯著女兒。這個平素對孩子十分溫存的人，第一次舉起手打了女兒一巴掌。女兒哭了。但梁汝怒氣未消：“這本書是寫我的，是紅，是黑，我心裏最明白。”說完，便從女兒手中奪過這本書，珍藏起來。這些年月，梁汝一直關心著杜埃的命運，幾次托人打聽他的下落。一九七三年，當他得知杜埃已出來工作，便馬上帶著兩個小女兒到廣州看望杜埃。臨來廣州前，還笑著問大女兒：“《冰消春暖》還燒嗎?”大女兒羞澀地低下了頭。
人民生活的養料，豐富了杜埃的創作；人民群眾的感情、脈搏、血液，在杜埃的作品中激蕩、跳動、流淌……
但繁重的日常工作，使杜埃沒有充裕的時間從事創作。他得擠，擠時間!在辛勞了一天之後，常常要到晚上九十點以後才能動手寫作。有時寫到深夜，有時一直寫到天亮。年歲大了，身體支持不住，就改變寫作習慣，先寫一兩個鍾頭，再睡一覺，四五點起床又繼續寫到清晨。他患有肺氣腫、高血壓、冠心病，本來不宜抽煙。但艱苦的寫作，迫使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下去。每當這種時候，林彬便悄悄走到跟前，委婉地勸說：“不要抽得太多了。”杜埃微笑著望了望妻子，又埋頭寫起來……
從一個作家來要求，解放後，杜埃寫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作為一個文化部門的領導幹部，始終不斷的堅持業餘寫作，既寫散文小說，又寫文藝評論，還出版過《論生活和藝術》，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