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埃僅存的一絲希望，隨著耳邊響起的急促、淒厲的喇叭聲消失了。
他被投進了監獄。不能會見親人，不能通訊，與外界完全隔絕。整天麵對著的，隻有審訊人員鐵板般冰冷的麵孔，不絕於耳的嗬斥、粗暴的聲音。看守沉悶的腳步聲，頭上徹夜不滅的燈光，都在嚴密地監視著獄中人……
三十年代初，當他剛剛涉足文壇時，曾寫過一篇題為《光的追逐者》的小說。這個作品描寫一位年輕的主人公，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裏，曆盡艱險和考驗找黨的故事。年輕的主人公身上，寄托了年輕作者自己對光明的深情向往，對黨的真摯熱愛。可是今天，當黨越來越強大的時候，為什麼竟有人把光明撕成碎片，在黨旗上塗抹陰霾和烏雲?
杜埃輾轉反側，通宵不眠。牢房裏燈光通亮，卻絲毫沒有光明的感覺……他悲憤地在想：“我，究竟犯了什麼罪？”
“你不但是黑作家，文藝黑線的幹將，‘閻王殿’裏的人，還是……”剛進監獄時，審訊人員總是用這種半吞半吐的話，開始他們的逼供。
杜埃困惑不解，自語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升級’了。”但在他們看來，這是“抗拒交代”。以後，他們又用種種暗示，轉彎抹角地進行誘供：“你知道，你在海外混了多年，你幹過什麼勾當，你自己明白……”
天嗬，杜埃終於省悟了。他們不但肯定他是所謂“美蔣特務”，而且還有個“美蔣特務集團”。大概他還被肯定為這個僑務係統的“美蔣特務集團”在廣東的頭頭，所以才跌入如此逆境。疑團解開，煙雲消散。杜埃反倒比往常更踏實，開朗。
為什麼不呢?
杜埃問心無愧，滿懷自信。四十年代初，他曾在華僑抗日組織的總部及其領導下的華僑抗日遊擊支隊工作過。這個支隊在三年太平洋戰爭中浴血奮戰，得到了國際友人，其中包括著名記者斯諾的讚賞。後來人們告訴他，當時他家鄉的國民黨區黨部散布他已被殺害的消息，還為此貼出通告。母親信以為真，忍氣吞聲，偷偷在寢室給他設了一個神主牌位，天天叩首西天，禱告，啜泣。
為了這個不能忘卻的紀念，杜埃專門寫了一部抒情色彩很濃的散文集《在呂宋平原》。解放後，又以《叢林曲》為書名再版。
“我不是特務，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以後，每次審訊，杜埃都這樣坦然地回答，眉宇間正氣凜然。
他們慍怒了。審訊越來越頻繁，有時一連突擊審訊十一天，每天三節時間，還幾次深更半夜轉換地點。審訊人員也劇增到十多個人，恐嚇、利誘、訛騙、謾罵……像瓢潑大雨一樣傾瀉而來。杜埃被折磨得極度衰弱，終於病倒了。
為了要活的口供，活的證據，他們被迫把他送進遠郊的一個醫院。進院後，他被警告不準說出自己的名字，醫護人員電接到不準與“病人”談話的通知，還專門派了兩個“看護”。因為他的病床是“四十五號”，人們都管他叫“四十五號”。
但他們仍不放過對一個病人的迫害。有一天，審訊人員把一張公安機關判決布告在杜埃麵前晃動了一下，接著就氣勢洶洶地威逼說：“越秀山剛開過審判大會，有的當場被拉去槍斃，有的判了重刑，有的坦白交代被當場釋放回家。你走哪條路，由你選擇，但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精神折磨和心理威脅像巨石一樣，重壓在杜埃的心上。
生命，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完結?不。要告訴親人、同誌和戰友，麵臨著生命嚴峻考驗時刻的共產黨員，一顆堅強不屈的心髒是怎樣跳動的?
此刻，他思念著許久不曾見麵、不通音訊的愛人林彬和孩子……
杜埃還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林彬時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他已經是一個老地下工作者了，公開身份是教授文學課的老師。有一回，他發現課室裏多了一個“學生”。隻見她默默地坐在課室的最後一排，聚精會神地聽講，嫻靜、端莊，眼睛裏卻閃爍著熱情的光彩。後來他知道這位年輕的姑娘叫林彬，在一個教會學校念書。因為喜愛文學，她便常常來聽他講課。為了這件事，她還被教務主任狠狠訓斥了一頓，說她有礙風化，接受“赤化”。林彬愛好寫詩和譯詩，常在他主編的一個文化刊物上發表作品。他最喜歡吟誦她翻譯的一首叫做《自由是自由的!》詩，其中兩句，至今銘刻心上：
自由不是被放在銀盤上
來奉侍你的
自由是給予那鬥爭者
鮮紅的血
真實的革命者
在戰場上抗逆
永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