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相比的話，有明顯的弱勢。山西的煤礦要關閉的話，應該要和政府簽訂一些合同，有明顯的政府違法情況，那麼現在有沒有討論新的法律保護民營企業？
國進民退並不是關心數字上，或者是過程中的價值判斷，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不通過市場手段、法律手段，而是一味地政府主導，造成國進民退，這種國進民退並不是說民退了又怎麼樣，而是整個社會秩序、法製秩序、市場秩序嚴重地破壞，這是我們今天這個話題最重要的一個意義。
工商聯、民營經濟界的企業家，我想他頭腦是清醒的，通過競爭被打敗，很服氣，但通過行政的強力手段，甚至通過非法的、違反合同法的、撕毀合同乃至於強行武力這樣的一種國進民退的方式被打敗，是非常糟糕的局麵。
中國目前一直沒有形成一種正確的觀念，在讀大學時，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報紙非常多，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非常嚴酷。我國民營資本沒有辦起來，大家是不是對民營經濟存在一個誤解？
也可以這麼說，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批評是非常嚴酷的，每個毛孔裏都帶著血。因為時代的關係，中國主要是靠這二三十年發展起來的，完全可以超越那個階段，可以吸取其他國家在一些規劃上初期的教訓，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如果算上民國，還中斷了前三十年，大概五六十年吧，有些過程不能避免，工業化還在中期，在民營經濟當中出現一些問題，也是正常的。
在沒有政策、技術、資金支持的情況下，民營經濟應該怎麼發展？
我覺得從方向上來講是非常明確的，從十五大以後，十五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十七屆三中全會都是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堅定不移，發展國有製經濟毫不動搖，發展多種所有製也要毫不動搖，而且關於非公經濟發展，除了我前麵講的2005年“三十六條”之外，去年又出台了“二十九條”，《關於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的若幹意見》，加起來六十五條。
中央對發展民營經濟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具體的落實當中，由於政策不配套、利益集團阻撓，可能會出現暫時性的問題，這三十年來，包括去年最困難的一年，從數字上看，還是國退民進的。去年有四萬億和十萬億，不可能年年都有四萬億、十萬億。
說很多問題的時候，應該要回到一個前提，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看，執政的基礎是什麼？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占多大的股份？不管是行政手段或者是公共政策的製定，要考慮三個方麵的因素，經濟、政治、法律，考慮公共政策製定的時候，政治是一個首要考慮的問題。我們說的這些問題主要是經濟方麵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占多大的部分，是有一個前提在那裏，現在國有企業改革全部私營化，是不是執政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怎麼來化解這個問題？
我覺得從十五大以來，上麵考慮國有企業改革是考慮得很清楚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剛才我講的公有製主體的時候，就有一個衡量的標準，怎麼衡量？從全國來講，國資委如果把國營經濟的邊界放得很大，應該是可以的；從區域上來看，要這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老百姓就業要好，收入要高，公有製的主體如果從比重上看的話，必然會受到挑戰，這是一個權衡的問題，你要一個超級穩定的社會，還是要老百姓的富裕和經濟的發展、社會發展？公共政策不管怎麼製定，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從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發，我想這是最主要的一條，要考慮執政黨的利益，也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共產黨好像從沒有這麼說過，首先要考慮我黨派的利益。共產黨講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說到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