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了解情況，認識自己，就可以製定比較切合實際的施政綱領、方針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有信心去實現。正因為他把握了康熙末、雍正初的政情、民情，懂得曆史，具有“振數百年頹風”的遠大抱負，才能夠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奮鬥目標，適時地要求臣下“將向來怠玩積習務須盡改”，從而進行了一番整治、改革。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講到雍正的才智時說：“控禦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
性格獨特
雍正於五年（1727），批評浙閩總督高其倬優柔寡斷：
觀汝辦理諸務，必先將兩邊情理論一精詳，周圍弊效講一透徹，方欲興此一利，而又慮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棄此一利，輾轉遊移，毫無定見。若是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夫人之處世如行路，然斷不能自始至終盡遇坦途順境，既無風雨困頓，又無山川險阻，所以古人多詠行路難，蓋大有寓意存焉。凡舉一事，他人之擾亂阻撓已不可當，何堪自複猶豫疑難，百端交集，如蠶吐絲，以縛其身耶！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阻撓，不為纖毫搖動，操此堅耐不拔之誌以往，庶幾有成。及事成後，害者利矣，非者是矣。無知阻撓之輩，不屏自息矣。今汝則不然，一味優柔不斷。依違莫決，朕甚憂汝不克勝任，有關國家用人之得失也，奈何！奈何！。由此可見，雍正教誨臣下，辦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瞻前顧後，遊移不決，莫衷一是。這一朱批貫穿了反對優柔寡斷思想，表明雍正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顧阻撓，認準了就幹。從而說明他具有剛毅果斷的性格。
他的這一性格特點，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決策果斷。對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果斷做出裁決，即如黃炳創議實行攤丁入糧，他認為時機不成熟，沒批準。數月後李維鈞又提出來，促使他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及至議出實施辦法，立即決策施行。又如諾岷倡議火耗歸公，遭到廷臣的強烈反對，他表示支持諾岷，朝臣隻好退了一步，希望先作試行，雍正卻說可行就行，試什麼，於是全麵推行。拖泥帶水，顛三倒四，猶豫不決，和他的性格不相容。他辦起事來，說幹就幹，幹就像幹的樣子。如他為推行新政策和整頓吏治，大批的罷黜不稱職官員和破格引用人才。別人批評他“進人太驟，退人太速”，他也毫不顧恤。正是由於他這種堅毅性格，才使他衝破了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施著他的方針政策。而且凡是開展了的事情，他就堅持下去，力求達到目的，所以他的重大的社會政策都沒有改變。
雍正的剛毅果斷，同他的急躁毛病是相關的。他自己說父皇康熙訓誡他遇事時要“戒急用忍”，他就把這個教導書寫出來，置於居室，以便朝夕觀覽。二年（1724）閏四月，他就對輔國公阿布蘭的態度檢討自己，說沒有詳察而急於啟用阿布蘭，及其犯罪又不能隱忍，就是沒有實現“戒急用忍”。康熙早在四十七年（1708）評論他的眾皇子們時，說雍正幼年“喜怒不定”，雍正認為自己已過而立之年，居心行事，性格已經穩定，不再是幼時喜怒無常的情形，特向其父說明，並請求不要把這個諭旨記載在檔案裏。康熙說這十幾年來四阿哥確實沒有這種情況了，可以免予記載。雍正少年時代忽喜忽怒，後來是否改變了，暫且不說。這喜怒不定，是性情乖僻，可能是神經質的表現，也可能是心境不佳，情緒不安寧，遇事會狂喜狂怒，也是脾氣暴躁的表現，因而感情說爆發就爆發出來。所以康熙說他喜怒不定，要他戒急用忍，都是批評他性情急躁的毛病。
其實雍正很注意改變自己的急脾氣，在給李紱的朱批中寫道：“朕經曆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就是說，多年來，在重大的事務中，以堅忍的毅力鍛煉耐性，克服急躁毛病。在儲位鬥爭時，搞《悅心集》，研究佛學，就是動心忍性的表現。做皇帝後也留心不犯老毛病。三年春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廣開溝渠，雍正以開溝不是不可等待之事責備他，說他急急忙忙去做，“殊屬悖謬”，又警告他，你不怕做貽笑於人的督撫，“朕不甘為輕舉妄動之人主”。
但是他輕舉妄動的事並不少，像強迫閩粵士人學官話，堅持朔望宣講《聖諭廣訓》，停止浙江人的鄉會試。對待官員，也常常是喜怒不定。如對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原是賞識提拔，在他於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寫的折子上批雲“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踐所言可也”。不久，丁士傑借執事給回鄉的少詹事陳萬策使用的事，被雍正知道了，把他交部議處，丁士傑又上一折為己辯解，這下激惱了雍正，在朱批丁士傑折子上說他借執事的“隱微之處更不敢不為我皇上直陳”，雍正就此朱批“無恥之極”。丁士傑說他對上司“並不知如何逢迎”，朱批：“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欽差，其罪更甚。”丁士傑說“臣立意自矢，時存無欺隱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私”。朱批：“好無欺隱”，“好不逢迎”。丁士傑又說“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為，即臣終身實斷不可為也”。朱批：“可謂天良喪盡矣”。丁士傑說他因不知陳萬策的狂妄行為，所以沒有糾參他，朱批“看爾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在此行間批外，雍正又在折尾寫道：“觀爾不知悔過，不知愧恧，一味強詞飾辨，必不知感朕恩遇，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為戒，莫令人指唾。”“無恥之極”，“天良喪盡”，其言苛刻至極。但是，十幾天之後，也即二十六日，丁士傑奏報福建倉儲情形的折子上，雍正又誇獎了他：“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誌。”丁士傑隨即獲知，陳萬策之事使他降三級留任，於是在五月二十八日具折謝恩，折中說：“臣聞命自天，愧感無地。”雍正朱批：“若再愧為數事，恐不能有感之一字矣。”丁士傑又表示今後“恪遵慈訓，終始如一，以仰答高厚之恩於萬一”。朱批則說：“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終始如一，但飭爾痛改前非矣”。陳萬策是正四品的中級官員，丁士傑是從一品的大吏，丁士傑借給他轎輿執事，原是礙於情麵，談不上有意逢迎，他的奏辯原合情理，而雍正原認為丁士傑忠誠，而隱蔽陳萬策在鄉活動不報，就生他的氣，及至看到他的辯解，氣上加氣，於是指斥激烈，言詞過邀，等到他有所覺察之時，便在丁士傑的謝恩折中就改過來了。由此可見，雍正在氣惱時自己也不能克製，仍有暴怒的毛病。他有時好走極端，說話很不反映實際，以之辦事就會出問題。即位之初，對朋黨痛恨至極，在《禦製朋黨論》裏大肆伐撻宋人歐陽修，說他的君子有黨、小人無朋的說法造成後代的朋黨之風，因此，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雍正對歐陽修發這樣大的火真是沒來由的，因此，他的臣子在為他撰寫《實錄》時，將其說歐陽修造成朋黨流毒的話刪掉了，把“誅之”一句，改為“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另據載雍正有一天看戲，演的是鄭儋打子，看得高興，便賜給伶人食物，該伶人受寵若驚，遂與雍正攀談起來，因劇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問今日常州太守為誰。雍正一聽勃然大怒，一個賤優，怎敢問起長官！不加懲治，形成風氣還得了，立即將伶人杖死。由此可見，雍正仍有好激動的毛病。但要知道天子之怒雖未必流血千裏，但仗死個人倒是常事。
雍正皇帝當政後期，指責一些疆吏輕於改變舊製。他說：“常見督撫提鎮等於蒞任之初，或輕聽人言，或自憑臆見，率爾具奏，更改舊章，不計事之永遠可行與否，及至再經條奏，仍複舊規，多費曲折，地方官民未必不受更張之擾累”。其實，他很可以反躬自問，正是因為他銳意改革，有的人搞迎合，經過申請，由他批準實行，所以這些官員犯的過失，正是由他促成的。他的急躁病應是出現此種敗政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評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為天下事無不知無不能者”。有人指斥他“以黑為白”，“群臣莫能矯其非”，“為人自聖”。歸納這些評論，無非是說雍正剛愎自用，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能采納臣下的建議。這樣說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符合事實。雍正對許多問題的決策，事先都同有關官員商討，就中他進行考慮，吸收眾人的意見。前述在朱批奏折中討論政事，已說明了這一點。他對於有些事情中的錯誤也是樂於承認的。年羹堯的事情發生之後，他在多種場合表示自己識人不準，用人不當。兩廣總督孔毓珣因與年羹堯有往來而引罪，雍正則說：“朕無識人之明，誤寵匪類，正自引咎不暇，何顏複株連無辜”。再如四年九月甘肅巡撫石文焯建議在該地開爐鑄造製錢，以便禁絕私錢，雍正朱批不同意，不久，在石的十一月的一份奏折的批示就改變了態度，他寫道：“禁止私錢一事，果如所議，錢法既清，而民用亦裕，區畫甚屬妥協。彼時朕慮未周詳，故諭暫緩，今已準部議矣”。雍正對他的納諫問題向大臣作過表白：“朕非文過飾非之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果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有何係吝！”由此可以看出，把他完全看成是文過飾非、剛愎自用的人，的確與事實不合。但是他確實也有過於自信的事實。他以為通過各種渠道完全掌握了下情，其實有的官員的報告是道聽途說，不足為信，他卻因之對事情作出錯誤判斷。
總之，雍正的性格，主要是剛毅果斷，急躁和喜怒不定是老毛病，雖有所警惕、改正，但是極不徹底。他剛毅，但不愎擰。自信，然而有點過分。
雍正的剛強果決，產生雷厲風行的作風，辦事迅速，講究功效，所以他即位就開展革除積弊的活動，時間不長，就取得一定的效果。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斷不能完全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對有的問題分析不夠，行動上便陷入盲目性，於是事情受到挫折，或開展不下去，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犯了輕舉妄動的毛病。自信心有助於他堅強果敢，自信太過，做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響政治統治的效果。
雍正的才能、性格，對於他的政治的出現，給予了極的大影響，使雍正朝有其個性化的特色。
輯書述作
雍正的著述，與他的勤政相適應，頗為豐富。他的述作記錄雍正一朝的政事，包括他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對外關係等各方麵的方針、政策，從人即位開始的幾次重大政治鬥爭，以及他的時代的社會生活。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經曆和部分的生活狀況。
《上諭內閣》
這是把雍正的諭旨輯錄而成的著作。
雍正的口諭，有的由禦前大臣、侍衛、奏事官、奏事太監轉傳的，每次傳諭他都要求傳諭之人傳達準確。為了便於查考、核對，他於二年（1724）七月決定，凡轉傳諭旨的人，都要作記錄，立為檔案，奏事處每月彙總奏呈。這就使他的上諭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他習慣於多講話，上諭比較詳細。他認為朋黨鬥爭激烈，他對朋黨的打擊，如果不詳細說清，人們不明原委，會對他的行為不理解。既然詳細說了，在形成文字的時候，就要求臣下記錄得完整，公布以後，又怕外間傳播有誤，就加以刊刻頒布。三年（1725）四月，他說：“朕每下諭旨，必令票簽全寫，或有遺漏，即令添補。朕侍聖祖數十年，每見票簽簡要，豈不欲效法成式，蓋以時勢不同，非委曲詳盡，恐人不能喻朕之誌，則小人乘隙議朕之非也。朕所下諭旨，一字一句皆有關係，恐後世有朋比餘黨，欲蔽惑朕之子孫者，忽將緊要字句私行刪節，甚關朕用人行政之聲名，則朕抱不白於千古矣。故多刊刻頒布者，有深意也”。他對此頗為用心，因而使他的上諭詳明，而且隨頒布隨刊刻，得以廣為流傳。五年（1727），他下令各省督撫，將所奉諭旨全部繕寫成冊，一一詳載，不僅自己每日觀覽，還要傳給後任，以便繼續遵循禦旨辦理。這是把對各省發的專門諭旨加以彙集。七年（1729），侍讀學士康五瑞提出彙編上諭刊刻頒發的請求，他說“皇上訓諭數百萬言，精微廣大，無不備舉，實於二典三謨媲美先後”，若加彙輯刊發，可使內外臣民知曉遵守。允樣、馬爾賽等予以轉奏。八月，雍正考慮到所發諭旨，有的是為一個地區作出的，有的是因某一事件發出的，隻有有關人員了解，眾人不能知曉；他還考慮到，諭旨加以傳寫，字句之間，可能會有錯誤，也需加以糾正，遂允許諸大臣的請求，命莊親王允祿負責編輯刊布，以便所有臣民獲知聖訓，“遵道遵路，易俗移風”。
允祿主持編選的上諭，所收諭旨，自雍正即位開始，即從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所發諭旨起，至雍正七年止。雍正九年（1731）書成，頒發全國。乾隆即位以後，認為應當把其父的上諭編完，於是命和親王弘晝主持編務，將雍正八年至十三年八月的上諭加以厘定，至乾隆六年（1741）告成。使雍正一朝的上諭成一彙集。這些上諭，大部分由內閣宣示的，所以取名《上諭內閣》。它彙集了雍正公開宣布的大部分諭旨。
允祿等編輯《上諭內閣》，采取編年體方式，按時間排定，每月一編。原來不分卷，亦有作一百五十九卷的，因雍正在位一百五十九個月，這樣就是每月一卷，所以分不分卷沒有任何不同。
雍正當政時完成的部分，所收上諭較多，統觀全書，前七年的分量占全書的四分之三，換句話說，乾隆時收輯的較少，這一方麵是因七年以前的上諭多，後來較少，再一方麵則是乾隆不如其父對這件事那樣認真，也就不能多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