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與外商進行貿易的同時，清廷還關注對澳門外商的管理。康熙末年禁止中國人到南洋貿易，於是這一路的生意歸在澳門的外國人所得，他們逐年添置船隻，擴大交易。雍正初年，澳門的洋船已達二十五隻，居住西洋人男女三千五百多人，引起朝內外官員的注意。元年（1723），廣東人、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條奏，請在澳門增設官兵，以便彈壓。二年，孔毓珣提出全麵規劃：澳門西洋人現有船泊二十五隻，以此為限，損壞了可以修理，但不得再行添置，防止其貿易擴大，招引西洋人來澳居住；葡萄牙派來的管理人，許其自行更換；無故來澳門的人，即令隨來船離去，不許容留居住。他的建議經兵部討論後，雍正予以批準執行。
決定來澳門的外國人的留住，限製他們的商業活動，都是雍正年間滿清政府行使對澳門主權的表現。在澳門的外國僑民要遵守清朝法令和交納賦稅。清廷在澳門設有駐防軍，由把總領兵五十名駐守，又在澳門和內地的通道上設立城池關卡，由都司、守備帶領兵丁駐防，四麵安設炮台，不許西洋人隨便進入內地。
十八世紀上半葉，西方殖民主義者向中國輸送文化和商品，為日後大規模的侵略作準備，但此時還沒有構成嚴重的威脅。康熙、雍正父子對西洋人的活動非常警惕，主要是防止侵略者和中國一部分民人的結合，以免發生社會動亂，影響清朝的統治，為此而驅逐傳教士，限製澳門西洋人貿易。值得注意的是西洋商人慣於向中國官吏行賄，敗壞中國吏治，而中國一部分官僚利用辦理對外事務的機會，貪汙受賄，情節較為嚴重。
廢弛海禁
康熙五十六年，清廷禁止人民往南洋貿易後，使一部人失業，無法生活下去，在廣東的官員大都看出了這一問題。雍正初年，孔毓珣建議取消洋禁，允許人民出海貿易。雍正交廷臣密議，隆科多反對。雍正認為兩方麵都有道理，委決不下。二年秋天，產生了傾向性意見，反對開禁，他告訴孔毓珣：“料理地方一切事宜，當於遠大處熟籌深計，凡出一令舉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無害方好，不可隻顧目前小利。”又說：“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由此可見，雍正錯誤地認為開禁對眼前有利，對將來有害，在他看來繼續嚴禁是視野遠大的舉措。
福建是地少人眾、糧食不足的地區，人民常以甘薯充饑，尚難滿足。若再有災荒，民食問題更嚴重。人民在生活無著時，就發動各種形式的反抗。雍正三年秋季欠收，次年又遇春荒，各地相繼出現民眾運動，興化府南台縣民反對糧食出境，搶劫米店，福州人民要求降低米價，巡撫毛文銓不允，群眾打破巡撫轅門柵欄和巡捕官的轎子。邵武府建寧縣百姓罷市，汀州人民因米、鹽價昂，趕罵知府何國棟，上杭人民搶米。
“地狹人稠，無田可耕，民且去而為盜”。這是浙閩總督高其倬在四年（1726）總結福建情況而得出的福建不安定的原因之一，他把它作為請求開禁的理由，因為民無食又無其他辦法，才被迫為“盜”，要弭盜，最好為他們籌劃謀生之路。開洋禁，允許民人出洋貿易，不失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個方法，他說：“出海貿易，富者為船主，為商人，貧者為頭舵，為水手，一舟養百人，且得餘利歸贍家屬。”他針對主禁派的觀點進行批駁：怕開禁大米出口，食糧越發不夠，其實外洋產米地方甚多，糧食不會成為大宗出口物品；或慮把中國的船料賣給外國人，然而中國船小，外國人得了沒有用。他經過正反兩方麵的分析，請求雍正解除海禁。五年（1727）三月，雍正原則上認可了他的分析，命高其倬與福建巡撫常賚、廣東巡撫楊文乾商討具體辦法，並命內閣將康熙年間辦理海洋事務的成案，彙編成《海洋事宜》，發給高其倬等籌議時參考。高其倬、常賚、楊文乾等主要是討論出洋民人的回歸問題。九月，折奏民人留住外洋情況：過去出洋一隻船，船戶隻報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實際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多數人都不回歸，因此僑居爪哇的有萬餘人或幾萬人，留住菲律賓的有幾千人。他們認為留居問題的解決，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國，所以開洋禁著重考慮如何使出洋的人員按時歸來。他們建議采取兩項辦法，一是外出者交具保結，凡出洋的船主、水手、商人都要由族鄰保甲出具保單，再用同業三船連環互保，手續齊全，地方官發給出洋執照，同時登記外出者姓名、年齡、麵貌，注明指紋，到出洋時由有關官員檢驗，回歸時同樣查核，如有去多回少情事，先將船戶人等嚴行治罪，再將留住之人家屬嚴刑追比。另一項是指定出洋地點，為了避免徇情隱瞞的弊端，出洋船隻不許在所在地出口，一律到指定地點檢核出洋，福建集中在廈門，廣東則於虎門，若在其他口岸出海，照私越之例治罪。雍正認為第二條辦法好，第一條言之有理，但不便於實行。更不同的是他不讚成高其倬等人的基本精神，高其倬等人的目的是讓出洋之人一定回來，雍正則顧慮的是久離鄉井之人回來後，是否會，影響地安治安。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賚、楊文乾三人會奏，堅持上年原議，對此，雍正甚為不滿，說他們膠執謬見，“惟恐內地人外出，設為種種嚴切科條，殊屬可笑，朕實不解”。又說久留於外洋的人，“忽複內返，蹤跡莫可端倪，倘有與外夷勾連，奸詭陰謀，不可不思患預防耳。”又針對楊等嚴密的保結條文說：大海茫茫，失風飄沒是常有的事，追比其家屬，有這個道理嗎？雍正的辦法是規定出洋期限，對於逾期不歸的人，就認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憐憫，不許再回國，這樣就使那些想回來的人不敢滯留於外了。雍正是把外出者的按期歸來與逾限歸來兩個問題綜合考慮，不像高其倬等主要考慮前一問題。他的宗旨是保障社會秩序穩定，而對民人的歸國與否則不太感興趣。
經過閩、粵督撫和廷臣、雍正的反複磋商，於六年（1728）十月製定閩粵民人出洋貿易規定：船隻出口，按規定期限進行，出口商船務於每年四月提出申請，進口商船於九月造報，入口商船如因在外洋商務未清，未能按期進口，準於來年六七月進港，若遭風飄泊他處，取該地方官印結，隨時可以返回，若故意遲延，絢私捏報，則行究處。每商船攜帶食米，去暹羅的大商船限三百石，中商船二百石；去爪哇的大商船二百五十石，中商船二百石；去菲律賓的大船二百石，中商船一百石。如若多帶，按接濟外洋例論罪。各商船所需用的釘、棕、麻等物，許可酌量攜帶，但要登記清楚，以便查驗。其他方麵，如出洋取結，指定港口等都沒有變動。
高其倬等籌議之時，也即在五年（1727），就在福建宣布開放洋禁，允許民人往南洋貿易，同時公布了他們擬議中的出洋條規，依照實行。在高其倬開福建洋禁奏議獲準之後的一個月，當時擔任廣東布政使的常賚也奏請廣東與福建一體開禁。他說廣東也是田少人多，沿海居民藉開洋生業的人不可勝數，比福建更需要開禁，以便彌補“耕耘之不足”。對此，雍正也允其奏，正逢廣東巡撫楊文乾奉命赴福建清查倉庫，雍正遂命他與高其倬會同籌商開洋事務。
洋禁初開之時，雍正堅決執行擬定規則。五年夏天，高其倬發出允許出洋貿易的通告，到十一月，船戶和商人報告：水手手皮粗厚，羅紋不明，難於取得印結；每船總有數十人，難免臨開船時有人死亡，則需另雇，一時保結不易辦妥；船上客人有的是遠州別府的，倉卒趕來，到本地取結，耽誤時日。但是風汛不等人，過了初春就不能出洋，因此請求在保結方麵加以變通。高其倬回答說：通告已發布數月之久，船戶與商人不積極辦理手續，到臨行的時候，“欲以誤期誤貨脅製”政府，斷難實行通融。並以此態度向雍正奏報。這時商人因造船、辦貨投入本錢較大，若因風汛之期不能出洋，必有損失，水手人等將失去生活之道，若沒有開洋之說，他們沒有指望，現若不能按時出洋，則會產生抱怨，發生民變。高其倬上奏折，說的很強硬，心裏也有擔心。常賚也是這樣，他於六年（1728）正月奏報各商船貨俱集，而原藉地方官印結未到不能出洋的情況。雍正在高其倬奏折上批道：“堅持不移甚善。魯論雲民無信不立，凡百處悉宜如是，無可疑者。當此創始之際，稍若遊移將就，向後法不行矣。誤貨誤期，皆伊等自誤，與人何涉！”對常賚的折子更有指責意味，說“誤亦係彼自誤，與汝等何涉？”雍正之意是立法必行，對不遵守的采取強壓手段，不怕出亂子，不因多人的不遵守或反對而隨便更改。
雍正六年份（即五年冬至六年秋），從廈門出口的福建洋船共二十一隻，到七月以前返回的十二隻，載回大米一萬一千多石，還有燕窩、海參、蘇木、牛皮等物，同時帶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其中有的人已在外居住十七八年，在那裏種田、種園、賣茶，在家鄉多有妻子，高其倬讓他們回籍安插，並向雍正報告，“此等留住外國之人，實因往彼貿易、種田謀生。”雍正批準高其倬對他們的安置，同時指示：“毋即信以為然，寧可再加察訪，在外如許年歲，一旦複回，安保毫無情故，飭令屬員徐徐設法訪問，務悉其底裏”。從製定開洋條規到檢查出洋情況，雍正處處以保證國內治安為念。
在廢弛海禁問題上，雍正先以怕留居海外的民人歸來懷有異心，策動反叛，成為頑固的主禁派，爾後，鑒於閩粵民人生活困窘，社會動蕩，為取寧謐，轉而讚成開洋，企圖消弭不安定因素。但對長期留住外洋民人的回歸仍有戒心，與臣下往複計議，謀求善策。由此可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雍正，考慮任何政策，都是圍繞維護清廷的長遠統治進行的，為此，他沒有成見，可以適應環境，調整統治政策。雍正開放洋禁，使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複康熙末年被剝奪的謀生手段，有利於中國與南洋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但他的限製人民出洋的種種規定，是落後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