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戶、樂戶、旦戶、世仆、伴當等賤民是曆史遺留問題，持續幾百年了。有沒有人像雍正一樣來觸動它們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說：“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惰民“不蒙寬宥”？其實對賤民也有人做過一點事情，如明英宗釋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為民。明景帝時議準，凡原為民人而落入樂戶的，準許改回去，原為樂戶而願從良的，也允許申請改業，與民一體當差。康熙年間裁革揚州樂戶。這些君主隻在樂戶範圍內，釋放一部分人，小打小鬧，而雍正則大刀闊斧，不僅削去山陝樂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樂戶，又豁除丐戶等其他賤籍。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樂戶、丐戶史指出：“本朝盡除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廓清”為諛詞過譽，下令除籍則是事實。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難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氣魄，敢於革除舊弊，使政治趨於清明。
鎮壓民運
雖然雍正大力推行保甲、宗法，禮法等製度，宣傳綱常名教，但是沒有也不可能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沒有也不可能絕對控製人民的行動。雍正年間，農民、工匠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雍正仇恨人民運動，一概予以殘酷鎮壓。
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朱一貴的起義雖然在當年就被鎮壓下去，然而餘眾卻在大陸繼續活動。福建上杭人溫上貴在台灣被朱一貴封為元帥，即返回家鄉組織群眾，朱一貴死後，他轉移至江西萬載，繼續聯係棚民，準備攻打縣城。此舉在雍正元年被知縣施昭庭偵破，就與前來鎮壓的清兵格鬥，三百餘人英勇就義，溫上貴被俘遇害，雍正命給施昭庭議敘。溫上貴的同伴裘永錫等逃亡，清政府嚴行緝捕。又在萬載、瑞州一帶添設同知、遊擊，加強對該地區的統治。溫上貴的族弟溫廷瑞繼續進行反抗活動，任命沈子榮為大將軍，溫淘濱、溫庭奉為軍師。他們夜聚曉散，操練武藝，打造兵器。十一年（1733）九月，趙弘恩署理兩江總督，重申對溫案的通緝令，次年二月，被溫廷瑞委任為千總的溫坤生向清朝政府自首，溫廷瑞等遂遭逮捕。雍正得到報告，說“蔓草不除，逢時勃發”，憂慮於溫上貴黨眾活動的長久性，要求趙弘恩繼續“嚴飭搜緝，務盡根荄，毋使一匪漏網”。
湖南辰溪人謝祿正在康熙五十九年著手組織反抗隊伍，占據山穀。雍正四年（1726），清軍一千多人前來鎮壓，謝祿正等奮起抵抗，失敗後，謝祿正逃亡。雍正指責湖廣提督趙坤等“因循疏忽，縱盜養奸”。不久謝祿正被捕，殘遭淩遲，妻子為奴，同伴陳彬臣等被殺，張如茂等被充發到三姓地方為奴。溫上貴和謝祿正分別組織了一部分群眾，準備武裝起義，正在發展中，被清廷發覺，於是被鎮壓下去，但從他們與清軍對陣情況看，已構成武裝暴動性質。
江西興國縣佃農在康熙年間就組織會館，反對地主撤佃轉佃，於五十二年（1713）取得一定成效。因而會館保持下來，每到分租季節，就以收成隻有七、八成，不許地主按原額取租，地主若不應承，就率眾搗毀他家房屋，收回已取的地租。雍正初年仍是這種情況。佃農林其昌反對田主、舉人曾霖的退佃，曾霖告官，林其昌召集同夥，乘曾霖出門之機，在路途中將他痛打。江西巡撫邁柱獲悉後，進行鎮壓，拆毀會館，解散農民組織。江蘇崇明縣地主對佃農的剝削花樣繁多，每年收夏、秋兩季地租，還要轎錢、折飯、家人雜費等附加地租。八年（1730）五月，地主催收麥租，迫使佃戶反抗，拒不交納，商人罷市支持。夏君欽等撰寫傳單，貼於街市，揭發大地主施大受與崇明鎮總兵施廷專聯宗，送金帛美女，倚勢勒逼佃戶交租。浙江總督兼管江蘇盜案的李衛認為這是佃戶圖賴正租，聚眾妄行，惡風斷不可長，一定要捉拿為首之人，嚴行懲治。雍正指示：“崇明邊海要地，刁風尤當禁遏。”支持李衛的舉措，同時把施廷專調離崇明，免得他同不法豪紳相勾結，使事態擴大。佃農和地主的對立，是構成封建社會基本矛盾的要素，興國、崇明農民反對撤佃和抗租，反映了農民要求耕地和反對地租剝削的願望。
約在雍正元年冬天，山西萬泉縣農民幾千人，衝破關閉的城門，進入縣城，焚燒衙署，抗議知縣瞿某的橫征暴斂，瞿某及其幕客、家奴跳牆逃跑，巡撫諾岷一麵參劾瞿某，一麵令平陽知府董紳擒拿群眾首領。董紳調綠營兵和民壯二百人去農村拘捕，憤怒的群眾拿起弓刀，操起火器，把官兵幾乎全部殺死。董紳親自前來，發誓不傷害群眾，隻要他們交出三個人來，給官府一個麵子，就可以完結，對交出的人，董紳寫了文書，保證不加殺害。這樣才把事情了結。四年（1726），福建安溪人民反對追征屯地欠銀，舉行罷市，浙閩總督高其倬逮捕為首的群眾，嚴刑打死，雍正支持他，說“應如是懲治，以警刁頑”。約在六年（1728），安徽唐繕等抗糧，發動罷市，打鬧公堂。抗糧，把矛頭直接指向滿清政府的賦役剝削。
四年五月，廣東米貴，群眾搶米廠，到衙門說理，打傷前來阻攔的軍官和士兵，參加的人中還有駐防士兵。雍正認為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塞楞額馳驛赴廣州，會同署理廣州將軍阿克敦、巡撫楊文乾審究。五年春天，湖北人民因去年水災，春荒無食，結夥找富戶強借糧食。雍正要求署理湖廣總督福敏“竭力懲治，以振其頹風”。
蘇州的踹匠，是碾布作坊手工工人，多是來自江蘇南北和安徽的失業農民，人數眾多，雍正時期達到兩萬餘人。他們工價低廉，還受作坊包頭的盤剝和壓迫，並受滿清政府的嚴密控製。他們入坊要有保人，被政府編入保甲，白天做工，夜間被關閉在作坊裏，駐防兵丁晝夜不停地在附近巡察。踹匠若投河、自刎、自縊由保人及親屬領回屍體，不得告官。踹匠不堪坊主與政府的壓迫，又無家口拖累，不斷進行鬥爭，所謂“凡遇盜案發覺，常有踹匠在內”。康熙九年（1670），踹匠竇桂甫因米價上漲，發動停踹，要求增加工錢，勒令破壞罷工的店主程美請戲賠禮。三十二年（1493），踹匠羅貴領導“齊行增價”鬥爭，撕毀清政府的鎮壓告示。雍正中他們繼續反抗鬥爭，元年（1723），踹匠欒晉公、徐樂等聚眾，準備在五月五日搶奪倉庫，如遇官兵即行戰鬥，失敗就逃亡海上。正在籌備中，被包頭吳景範獲知告官，三十五人被逮捕。雍正命地方政府殘酷地屠殺十三人，欒晉公、徐樂也逃亡，清朝政府多年搜捕，均告失敗。七年（1729），欒晉公的侄兒欒爾集與段秀清等人拜把結盟，遭到巡營把總的迫害。同時，鬆江府嘉定縣踹匠王朝也在進行反抗活動。
蘇州絲織業發達，機工很多，他們同踹匠一樣進行反對作坊主機戶和滿清政府的鬥爭，聯合夥友停工，要求增加工錢，作坊主請求地方政府幹涉。雍正十二年（1734），蘇州府長洲縣發生“禁機匠聚眾叫歇勒加阻工一案”，地方政府豎立“永禁機匠叫歇碑”，迫使機工停止反抗。兼管江蘇督撫事務李衛、署兩江總督史貽直、江蘇巡撫尹繼善為了有效的控製踹匠、機工以及其他各界人民，加強對蘇州、鬆江的管理，聯名向雍正建議：設立專事“彈壓”的官員，適當改變地方駐軍的規製，嚴格實行關汛的巡邏，進一步規劃稽察治安的方法。雍正對此予以支持，同意實行。
雍正六年（1728），戶部寶泉局鑄錢工匠潘士花等人集合抗議官員剋扣工食錢。對此，雍正說：若匠役曾為工食事稟過監督，責在監督，“若不曾稟明，輒敢聚眾喧嚷，則刁風斷不可長，應將匠役人等嚴加治罪”。
內務府佐領每年所需錢糧，康熙中為三十餘萬兩，雍正初增了一倍多，至七十餘萬兩。雍正為了減少開支，於二年（1724）十月，命削減內務府佐領披甲人數，佐領下人見奪其錢糧，數百人到參予此事的廉親王允禩，內務府總管李延禧家中吵鬧，步軍統領阿奇圖派兵捉拿為首者。雍正說這件事是辦事人經理不善，將管理內務府總管事莊親王允祿罰俸三年，革去常明、來保內務府總管，後者還枷號三月，鞭一百，以平眾怒，同時把鬧事的佐領下人中一部分人分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另戶安插當苦差，若原係奴仆，則給該處兵丁為奴。這件事，是八旗下層的反抗活動。
雍正五年（1727）七月，河道總督標下參將興王政尅扣兵餉，激起兵丁交甲退伍。雍正命將興王政革職拿問，同時嚴懲鬧事兵士，指示：“至該營兵丁等果有被屈情由，理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何得倡率喧嘩，目無法紀。”著嚴提究審，“將為首者按律治罪，其願退名糧者，具著革退兵丁，押回本籍，令該縣嚴加管束，不許複生事端，倘再有過犯，從重懲治”。
雍正不僅重視民變、工變，而且還極力反對民間秘密結社。人民為了反抗封建政府和地主階級，往往通過秘密結社，進行思想動員，組織起來，當條件成熟時，拉起隊伍，打出旗號，進行武裝反抗鬥爭。清朝以前的有些農民起義就是這樣發生的。秘密宗教，一般都有連續性，一次起義失敗了，後來者換個名稱，或者還用舊，名，繼續利用它從事組織活動。雍正統治時期，民間有許多秘密宗教，繼前朝遺緒，活動不斷。它們的名目很多，叫作清淨教、無為教、白蓮教、羅門教、悟真教，三元會、祖師教、等等。活動地區廣泛，山東，河南、直隸，山西、陝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蘇諸省都有它們的組織，其中冀、魯、豫三省尤為活躍。活動方式隱蔽，夜間聚會，教首演說，信徒燒香求福，白晝即行散去，其首領解說內容，或預言天災、瘟疫要流行，指導教友消災去難的方法；或言人之生老病死，為人治病除祟；或言天命，如何爭取幸福世道的來臨。會中有紀律，徒眾交香錢。會眾有組織，教首設立名號，給教徒封號符劄。
雍正對秘密宗教的活動十分痛恨，非禁絕而後快。他當政後，便向各地疆吏布置緝破秘密結社的任務和方法。元年春，命石文焯為河南巡撫，陛辭時要他秘密清除白蓮教。雍正於二年，諭告湖廣總督楊宗仁楚省秘密教徒不少，要“飭行所屬各員密訪渠魁，嚴拿究懲，化導協從，去邪返正。”“但須密加偵伺，設法緝擒”，“切戒無知屬員急遽聲揚，擾民駭眾，致生事端，則非徒無益而有害也。慎之，密之”。同年，因江西“頗有邪教”，要求該省官員“密訪為首之人，嚴加懲治”。又在浙撫黃淑琳奏折上告知該省“頗尚邪教”，“若不早絕根株，俾致滋蔓，則大費減除矣。”黃淑琳隨後奏報沒有為教活動情況，雍正於是批示：“此當徐徐而行之事，非急務也，但須時刻留心，不可日久而怠”。又給江南總督查弼納、鎮海將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朱諭：“聞江南頗有邪教，妄立名號，惑誘愚氓，”要他們將“為首之人嚴拿治罪，有能去邪歸正者概予從寬，出首者量加獎賞”。從這些朱批、朱諭中，可以看出，雍正對待秘密結社的方針，一是高度重視，把它看作是隱患，不因其勢未成，其變未作而忽視。二是秘密進行，以密對密，不動聲色，企圖抓住首領，一網打盡。三是穩妥，不要躁急圖成，因秘密結社不是一朝之事，也非一日能根除的，所以要講求方法，穩步瓦解它。
雍正在後來的幾年實踐中，更加知道破壞秘密結社的困難，並想出打入其內部進行破壞的毒辣方法。五年（1727），他在田文鏡的奏折上批示：“此等邪黨，率皆詭寄深藏，惟彼同類之人，聲應氣求，原無彰明較著形跡，猝難發摘”。因而指示：“非深入其教者斷不能窺測底裏，訪察愈嚴則閉藏愈固，不但地方大吏莫能施為，便州縣有司亦無從探其脈絡。蓋胥吏中即有黨羽為之耳目，以伺官之動靜，非才能牧令默運機巧，設法鉤致，弗克稽獲”。田文鏡遂令有才能的州縣官選擇一二心腹人，“改裝易姓，潛入其教”。
在雍正的嚴密搜查下，發生了兩起與秘密結社有關的較大案件。一起是雍正五年（1727）發生的“澤州匪類妖言聚眾”案。案中主要人物有：翟斌如，又稱翟神仙，河南濟源縣人，曾在陝西郃陽縣所謂“妖道”潘風池率領下傳授符術，會看風水，以行醫為掩護；張冉公，組織教會，藏有立天後會經一部，內中“俱是泄漏天機的話”；有楊廷選，原是河南濟源縣千總；靳廣，原為山西澤州王泰來家人，不滿富人的刻薄，聚眾在大箕村，練習武藝，準備打劫王泰來家，被人告密。澤州知州劉毓嵒以查點保甲為名，逮捕會友二人，靳廣遂帶領群眾於途中搶劫被捕人員，打傷州役一人，擒拿十三人，劉毓嵒請紳士出麵講和，靳廣等蔣州役放回，劉毓嵒卻暗中抓人。山西方麵知會河南，田文鏡等極力配合，翟斌如、靳廣先後被捕，楊廷選自殺。此案發生後，雍正派監察禦史性桂到山西審理，指示有關人員，“此案人犯竭力緝捕，毋令一名致有兔脫”。“未獲人犯，當速行密設賞格，嚴督擒捕務獲”。雍正還說：此案中人有康熙末年亢埏暴動的餘眾，這是大害，不可大意。最後，雍正命將翟斌如、靳廣、張冉公等六人斬決，楊世隆等秋後處斬；辦理此案不力的山西巡撫德明銷去紀錄兩次，田文鏡等從優議敘。因為此案，令怡親王允祥和大學士轉諭各省督撫藩臬，務將民間秘密結社“隨時隨地逐一搜剔，鏟除淨盡”。
另一起是山東三元會案。山東東平州人牛三花拉（又名牛三花子，真名牛見德），組織三元會，又名空宗教，以貿易為名，在萊州、青州等府進行傳教活動，自稱能超度人的祖宗，宣傳“正麵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經文，告人可以去災獲福。廣收徒眾。六年（1728）七月，被人告密，高密縣令首先抓人，牛三花拉逃亡。雍正見奏後，即指示山東總兵萬際瑞：“既然是邪教，一定查清是什麼教，為何立教，哪些人參加，要分清有政治目標與為斂財兩種情況，區別對待。但“渠魁務須捕獲，萬勿疎脫”。山東、河南官員追查一年，毫無牛三花拉的蹤影，河東總督田文鏡題請將空宗教徒分別判處枷號三個月重責四十板、枷號二月重責四十板的刑法，雍正準請，但仍要求他“嚴緝正犯，務獲究擬示懲”。
秘密結社，形式上是落後的，內容上多是荒誕無稽之說，但在清代，人民處於極度痛苦之中，要求得到解脫，科學文化又不發達，很容易把希望寄托於秘密宗教的神明，想靠天神和自己力量的結合，反抗封建的黑暗現實，贏得幸福生活，這就是它的合理性。
雍正統治時期，雖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總的講，封建社會秩序是穩定的。但上述從群眾性的秘密組織活動到小規模的農民暴動的出現，說明人民的反抗鬥爭始終在進行著，社會並不十分安定。雍正的種種強化統治措施，起到了控製人民的一定作用，所以秘密結社被破壞和其他反抗鬥爭被鎮壓；但是這些鬥爭的不斷出現，表明即使雍正那樣的嚴密統治網，也不能阻止人民運動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