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羨銀也用作地方上的辦公費，在山西初行時就有所明確了，高成齡說提解的耗羨銀除用於養廉外，“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費，即可支應”。楊宗仁提解火耗，也以用它“充一切公事之費”為目的之一。雍正批準耗羨歸公，對於耗羨銀的用途，概括為：“將經年費用之款項，衙門事務之繁簡，議定公費，派給養廉，俾公事私用，鹹足取資”。即把地方政府的辦公費列為重要開支。楊宗仁在湖廣，開始是提取耗羨銀的百分之二十作衙門辦公經費，後來增加，改提百分之三十。山東巡撫以正稅的百分之一作為地方經費，把這筆錢從耗羨銀中提出，“以為公費之用”。田文鏡在河南也實行這樣的辦法，河南每年實征錢糧銀三百十四萬餘兩，按百分之一計算，為銀三萬一千多兩，從耗羨銀中提出這個數目的銀子，按官職分給各官作辦公費。如直隸州知州三百兩，大州縣二百四十兩，中州縣二百兩，小州縣一百八十兩，巡檢八十兩。河南信陽州衙門，除知州有公費銀二百四十兩外，還有地丁、黃臘、河銀、漕糧等項解費銀。《清朝文獻通考》關於實行提解火耗寫道：“有司之養廉於此酌撥，地方之公用於此動支”，由此可見，耗羨銀用作地方公費的事實。
耗羨銀按地丁稅的一定比例征收，地丁銀基本上是固定的，耗羨銀因而也是固定的。官員的養廉銀和衙門的辦公用銀，是根據該地方事務的繁簡狀況確定的，即依照需要確定的，一般也不再變化。這就是說，地方政府除去上交國庫的錢糧，自行的收入和使用都是固定化了的，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
養廉銀製度實行之前，地方官中的下屬對上司，按規定饋送禮金，若上司身兼數任，就應奉送幾份禮物，由此可見，此種陋規之弊極其嚴重。雍正元年（1723），山東巡撫黃炳奏報他所主管的衙門，以前每年收規禮銀十一萬兩，其中節禮，壽禮銀六萬兩，丁、地規禮銀一萬餘兩，兩司羨餘銀三萬兩，驛道、糧道規禮銀各二千兩，鹽道及鹽商規禮銀各三千兩。黃炳曾任按察使六年，收鹽商規禮銀三萬兩。巡撫一年的規禮，要比後來實行的養廉銀多好幾倍，按察使所受鹽商規禮一項，就占到養廉銀的二分之一以上。
雍正即位後，著手革除這一弊病，元年發出上諭，禁止欽差接受地方官饋贈，督撫也不得以此向州縣攤派。隨著耗羨提解的廣泛實行，陋規漸漸地被取締了。這方麵，河南巡撫做的比較突出。石文焯在計議耗羨歸公時，考慮到若規禮不除，州縣官還會在耗羨外再行加派，以奉獻上司，為防止它的出現，就將巡撫衙門“所有司道規例，府州縣節禮，及通省上下各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行革除”。田文鏡繼任後，更能以身作則，不收規禮：“家人吏役約束頗嚴，門包小費一概謝絕”。河南有一些特產，如開封府的綾、綿、綢、手帕、西瓜，歸德府的木瓜、牡丹、永棗、崗榴，懷慶的地黃、山藥、竹器，汝南府的光鴨、固鵝、西絹，平原州縣的麥豆，水田州縣的大米，附山州縣的木炭、獸皮、野雞、鹿、兔等類，上司強令該地方官交納，成為土例。而田文鏡一概不收，嚴行禁止地方官交送。
有些官員對陳規陋習不忍放棄，一經舉扳，雍正就嚴加處理。五年（1727），巡察禦史博濟到江南，勒索驛站規禮，江南總督範時繹即行參奏，雍正將博濟革職，交當地大員嚴審具奏。山東蒲台知縣朱成元在任多年，一直給巡撫、布按兩司各官送禮，並有冊簿進行登記。六年（1728）被人揭發，雍正命河東總督田文鏡、署山東巡撫嶽濬對朱成元及受禮的前巡撫黃炳及博爾多、餘甸等人進行審訊。當時山東的規禮仍很嚴重，州縣官進謁上司一次，巡撫衙門索門包十六兩，布、按兩使八兩，糧道十二兩，驛道和巡道各五兩，本府州十六兩，同知、通判三四兩。解地丁錢糧，則有鞘費、部費、敲平、飯食、驗色、紅薄、掛牌、草薄、寄鞘、劈鞘、大門、二門、內柵、外柵、巡風、付子、實收、投批、投文、茶房等名色。這樣每解銀一千兩，共約需三十兩的雜費銀。田文鏡深知“欲禁州縣之加耗加派，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陋規”，就采取嚴行整飭的態度。雍正對此很滿意，命他好好實行。雍正又通令全國，嚴禁授受規禮：“倘有再私受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
在遏製地方陋規的同時，雍正加強對中央官員的約束。原來地方官向戶部交納錢糧，每一千兩稅銀，加送餘平銀二十五兩，飯銀七兩。雍正於即位之初，下令減去餘平的十分之一。耗羨提解實行後，總理戶部三庫事務的允祥建議取消收納錢糧時的加平銀和加色銀，不許地方解送官員短交或以潮銀抵充足色紋銀，不許庫官通同作弊，侵蝕私分，得到雍正的批準。八年（1730），雍正明確規定，平餘銀、飯銀均減半收納。其他衙門也有部費，如題奏事件，不給部費，就不能了結，甚至新設立的會考府，本是清理錢糧的，也有地方大吏用比部費加倍的銀錢進行打點，雍正於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諭告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嚴加禁止。
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本來就意味著取消陋規，但是官僚總不想放棄這項財源，力圖維持它，所以反對陋規的鬥爭便在此時開始了。
雍正實行耗羨提解，使原先被侵蝕的稅賦，用本來為地方官私有的耗羨加以補償；確定養廉銀製度，希圖防止以後再發生侵吞，保證國課不致短缺；控製火耗率，禁止地方官恣意加派，也保障百姓完納正稅。所以這項製度的精神是為保證清朝政府的賦稅收入，做到國庫充盈。
耗羨歸公、清查虧空、養廉銀三事同時進行，它使恣意加派、授受規禮、貪婪勒索敗壞吏治的惡劣風習有所改變。
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使地方政府的正稅和附加稅都製度化了，支出按預計的進行，是朝廷在財政管理上的進步。
耗羨提解後的耗羨量，大多數地區比州縣私征時減少了，這對百姓自然有好處。乾隆初年內閣學士錢陳群說：“初定耗羨，視從前聽州縣自征之數有減無增。奉行以來，吏治肅清，民亦安業”。這樣說不免有溢美之辭，然亦反映耗羨歸公確實有益於民生。
上述種種說明，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表麵上肯定了封建政府的加派，實質上有益於整頓吏治，相對減輕人民的負擔，從而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節製紳衿
實行耗羨歸公，也包含著解決紳衿與平民耗羨負擔不合理的問題。錢陳群說：“康熙年間之耗羨，州縣私征，往往鄉愚多輸，而縉紳士大夫以及胥吏豪強聽其自便，輸納之數較少於齊民”。田文鏡指責某些地方官：“征收錢糧，濫加火耗，紳衿上役不令與民一體完納，任其減輕，而取償於百姓小戶”。地方官不按田糧向紳富征收火耗，把他們的耗羨銀轉攤到貧民身上，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出現，是官吏在施政過程中給予紳衿的不成文的一種特權。他們還享有法定的和其他不成文的特殊權利。
清廷入關之初，依照官員品級優免該戶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雜辦。地方官在收稅時，就把官員和士人稱為“官戶”、“儒戶”、“宦戶”，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斷變化，所謂“紳監衿吏戶名，朝改暮遷”，大概講來，秀才稱為“儒戶”，監生稱作“宦戶”。這些紳衿戶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權。
紳衿還自行搶奪權利，雍正說“蕩檢逾閑不顧名節”的士人，“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汙下賤之事，難以悉數”。
紳衿應有的徭役負擔落在小民肩上，這就在賦役問題上造成貧民與紳衿之間的矛盾重生。由此可見，貧民與維護紳衿特權的滿清政府的對立，這又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種社會矛盾。
雍正認為政府、紳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起因於不法紳衿，就把矛頭指向他們，希圖剝奪和限製他們的非法特權，使他們同平民一體當差。雍正二年（1724）二月，下令革除儒戶、宦戶名目，不許生監包攬同姓錢糧，不準他們本身拖欠錢糧，如敢抗頑，即行重處。雍正深知地方官易同紳衿勾結，特地告誡他們認真落實這項政策：“倘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參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過了兩年，雍正再次嚴禁紳衿規避丁糧差役，重申紳衿隻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孫族戶濫冒及私立儒戶、宦戶，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為了適應這項方針，雍正還製定了一些具體的政策。
士民一體當差政策。元年（1723），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發出告示，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引起生監的不滿。這時，與他不合的同縣學教官楊倬生，以他曾經向屬民借過銀兩為由，煽動生員控告張可標。此舉，表麵上是控告張知縣，實際上是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這時內閣學士班第到鞏縣祭宋陵，獲知此事，奏報朝廷。雍正令豫撫石文焯調查張可標是否有貪婪不法情事，同時將鬧事的衿監繩之以法。雍正懲治他們主要是從維護社會秩序出發，也有堅持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原因。二年（1724），河南封邱令唐綏祖因黃河堤防須用民工，定出“每田百畝出夫一，計工受值”的辦法，使有田人出夫，紳衿也不例外，這正是“紳衿裏民一例當差”精神在河工上的體現。唐綏祖的上司田文鏡肯定他的做法，進一步規定：在大堤一二百裏內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俟防汛工程需要，隨傳隨到。四年（1726），他把這項辦法正式奏報給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