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失語症的論爭長達十年之久，至今仍葆有餘熱。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失語的根源在於我們文化上的斷根，必須正視文論失語與文化斷根之間的因果關係。具體說來，文論失語指涉的是我國當代文論的原創性缺失現狀，指的是中國學者沒有一套自己獨特的話語言說方式和特定的學術規則，在總體上是沿襲西方。失語症的提出者敏銳地看到了20世紀中國文論存在的問題，尖銳地擊中了它的軟肋，對文論工作者和文學創作者作了及時的警告，避免了我們對西方的一味盲從，必須正視失語症提出對當代文壇的警示作用，澄清對失語症的誤讀、誤解。在提出“失語”之後，失語症論者繼而提出了作為我們民族偉大文化遺產的古代文論資源具有強烈的不可替代性，如何對其進行現代轉換的途徑，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途徑等關乎中國文論命運的重大問題。西方文論中國化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等基本路徑的提出，充分顯示了中國學者的獨立品格及中國學界在對西方文論的盲目追捧中漸漸冷靜下來，開始思考自己的問題。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之下，隻有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自我與他者作出充分的觀照，吸取對方的長處的同時不完全妄自菲薄，不丟掉自己賴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持一種開放、公正、公平的態度，這才是合理的和值得首肯的。
失語症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當代文論建設走向自覺，中國學者企圖從西方文論的附庸之中走出來，取得自身的獨立。失語症既是中國學者對20世紀中國文論畸形成長的一次有效診斷，又是對20世紀之後的文論走向、文論發展的理性思考和展望。正如失語症的提出者所說，失語症隻是一個策略，目的在於警示學界，給當時過熱的西方文論引入熱澆上一盆冷水，使我們警惕一味跟隨西方的危險。可以說，失語症的提出及其引發的巨大波瀾，使失語與話語重建問題成為20世紀中國文論建設最為基本的兩大問題。曹順慶教授近年提出用變異學視角來審視西方文論在中國的進入，提出通過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和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來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這就是很好的思路與解決辦法。失語症正是學者們在西方文論熱潮過後理性反思的一個縮影，它是20世紀中國文論在長期學習西方、跟隨西方後，開始走向自覺、走向獨立的體現。
除了理論界外，文學批評界與創作界的學者與作家們也開始對這一時期的批評和創作進行係統的反思。當代著名文藝理論批評家陳曉明就曾指出西方文論引入的世紀性焦慮。他說：“西方整整一個世紀的創作與理論突然展現在中國麵前，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使急於尋求出路的文壇興奮不已而又躁動不安。我們是在短短幾年裏瀏覽了西方半個多世紀的文化成果，各種觀念和學說都涉及了一下，卻並沒有全盤消化，這就使得搞創作和理論的人們，非但不會沮喪，反倒膽大妄為。……人們很容易看到思想進步過程所映襯出的各種學說的弱點，——每一在後的理論總是批判、壓製在前的學說，由此獲得取而代之的權力。這樣，當代中國的創作和理論，隻能是匆匆忙忙地瀏覽這個過程，選擇最適合的和最時髦的作為己用而不可能認真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這就不可避免促使當代的創作和理論在急切的選擇中陷入不可自製的浮躁之中。”
除了批評家表露出來的強烈的焦慮感、挫敗感和浮躁感外，一些從事創作的作家也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他們驚呼20世紀的中國文化是被西方文化拖著走的，人們在不自覺中接受西方文論已經有30年了，而西學東漸則已接近一個世紀了。我們緊跟西方，企圖以追尋別人的方式保持與世界同步的想法也持續得太久了。我們成了西方的忠實跟班，成為他們理論主張的回應者和實踐者。我們張口結構，閉口解構，用我們的嘴說別人的話，而我們自己的聲音，屬於我們文化獨有的東西卻被淹沒了、丟失了。先鋒派作家孫甘露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了這種喪失了自身精神文化家園的飄零感：“看看如下名單的運行：精神分析、存在主義、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符號學、闡釋學、讀者反應批評、解構理論、女權批評、後現代主義、後殖民話語。隻是一份多重的周邊簽證。它暗含著‘此地是他鄉’、‘生活在別處’這樣詩意的循環法則。”當然，這裏雖然沒有提及本書所關涉的互文性理論，毫無疑問，它也是這個理論陣營中的一分子。對於西方文學對現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知名女作家趙玫充滿悲哀地說：“當我們重新審度近年來的先鋒小說，一個最令人悲哀的現象是，我們無論是從所謂現代派小說中還是從所謂尋根小說中，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個塞林格，或者海勒，或者索爾·貝婁，或者馬爾克斯，或者別的什麼外文字母的影子。當我們發現我們所一直津津樂道的先鋒小說，竟是被籠罩在外國幾十年或十幾年前的‘前衛文學’的陰影下，我們所有的那一層悲哀和我們不得不沉痛做出批判的反思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可以說，這種擔心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極具代表性，他們道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生存困境及基本特征。餘華、李馮等其他作家也都在不同的場合坦言過自己所受的外國文學影響。我們的現當代文壇幾乎成為各色各樣的西方文論的試驗田，這的確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的真實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