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海河流域的太行山、燕山就以林木資源豐富享有盛名，曆史上雖然屢經破壞，但直到明初，這裏仍有大麵積森林覆蓋。馬文升在《為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中述及明成化(1465—1487年)以前森林的分布狀況：“自偏頭、雁門、紫荊，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關一帶，延袤數千餘裏，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人馬不通”[1](卷63)。說明直到成化年，恒山、太行山北段以至燕山山脈，仍有著豐富的森林資源。文獻中記述各山脈不同地段的森林也複不少。丘浚在《守邊議》中記述恒山山區之蔚州(今蔚縣)、渾源，說：“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1](卷73)，是明初以來阻遇蒙古內犯的天然屏障。蔚州所屬美峪口、九宮口、五龍山等處，皆山險林深，盛產成材大木。蔚州以南接太行山北段(包括北京西山)，明初森林分布也很多，張鳴鳳《西遷注》中說，這裏“林麓蒼黝，溪澗鏤錯，內中物產甚饒”[2](P165)。北京西山以南，紫荊關左近之易州(今易縣)、淶水、滿城等地山區，是易州柴炭山廠的所在地，各種林木尤其是櫟樹等雜木相當豐饒。紫荊關而外，廣昌(今淶源縣)與靈丘也是“山穀幽邃，林木茂密”[3](卷92)。自紫荊關迤邐而南，曆倒馬、龍泉等關以至靈壽、平山，山林蓊鬱，蔚為大觀。靈壽、平山曾一度為工部柴炭山廠的廠地。其東真定府治真定城(今正定縣)，明代設有竹木稅課廠，專門抽分木材交易的商稅，經過這裏的商木均販自平山、靈壽以至山西五台。太行山南段，井陘縣的蒼岩山“峰巒疊翠，高出雲表”，百華山“林壑深邃，石磴崎嶇”；讚皇縣的十八盤嶺“山勢嵯峨，林木鬱茂”[4](卷14《直隸五》)。燕山山區，西段隆慶(今延慶縣)、永寧(今屬延慶)地方，自金元以來就有“鬆林數百裏”之說。由於這裏林深樹茂，車騎都不方便，“中有間道，騎行(隻)可一人”[1](卷218《書直隸三關圖後》)。懷柔的黃花鎮、紅螺山，“二百年來，鬆楸茂密，足為藩蔽”[5](卷7《關鎮雜記》)，明永樂(1403—1424年)時曾為宮中用柴主要的取給場地。密雲之霧靈山(今屬興隆縣)，“山之左右，峰巒攢列，深鬆茂柏，內地之民多取材焉”[4](卷11《直隸二》)。元朝、明初曾在這裏設伐木官，進行大規模的采伐。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招募商人中鹽輸糧密雲黑峪口倉，以接濟集聚這裏的采木軍夫及工匠的月支口糧[6](卷110)。由霧靈山而東，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關，山巒層疊，其山之北“鬆林數百裏”，“其山之南，則五穀、良材、良木，無所不有”[4](卷10《直隸一》)。明永樂初，建遵化鐵冶廠，“采樵燒炭，則薊州(今薊縣)、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7](卷82《食貨記》)，說明這些地方林木茂盛，足可供當時鐵廠的燃料需用。所有這些雖是不係統的記載，但也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山林的麵貌，說明海河流域山區仍然保持著較好的森林環境，生長著大片的森林。二明中葉以後，海河流域山林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雖然前後原因互異，但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元、明、清建都北京，皇城的大規模建設也是破壞山林的重要原因。自永樂改建北京，宮殿、皇陵及王府官邸等工程次第興建，工程浩繁，耗資巨萬。營建工程所用木材，固然多采之四川、湖廣、江浙南方諸省，但取給太行、恒山林區的成材大木也所在不少。如正統初修正陽門城樓，就曾發數千軍卒，“令於蔚州、保安(今涿鹿縣)等處山廠采木，編筏自渾河運至貯小屯廠”[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門午樓，又下令於“山西、真定采鬆木”[9](卷190)。成化以後，京城風俗日奢，官民之家爭起第宅，引起材木價格上漲，擁有大宗資本的木商一時應運而生，“大同、宣府規利之徒，官員之家，專販筏木”，以牟取暴利。這些木商“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眾人山，將應禁樹木任意割伐”，然後運販京城，“一年之間，豈止百十餘萬”[1](卷63《為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風景勝地，永樂之後，人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羅野，斧斤為雨，喊聲震山”，“川木既盡，又入穀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盡，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傳》)。到萬曆年間，五台山已是一片禿山光嶺了。繼官方采伐之後，又經過私人的采伐、盜伐，凡是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上掃蕩一空。明清為供應內廷柴炭使太行山森林遭到了摧毀性破壞。燒炭是供應內府及民間生活的需用，無須巨木，也不擇樹類，但采伐數量巨大，範圍主要在北京附近山區，故地處京畿之地的海河流域山區林木首被其難。永樂定都北京後，皇家所用的柴炭初“則於白羊口(明屬昌平州)、黃花鎮、紅螺山(均屬今懷柔縣)等處采辦”[7](卷72《職官誌》)。宣德四年置易州山廠，“專燒薪炭供應內府”。到景泰元年，因易州山廠“取用已久，材木既盡，乃命移廠於真定府平山、靈壽等處采之”[8](卷188)。景泰七年，“仍移山場於易州”。山廠初建時所出柴炭數額，史書沒有留下記錄，據《明會典》卷二○五記載：天順八年歲辦柴炭430餘萬斤，成化元年650餘萬斤，三年增至1740餘萬斤。成化三年的歲辦數額，等於天順八年的4倍。此後歲辦數額雖無係統記載，但總趨勢有增無減是肯定的。如成化二十年時，惜薪司柴炭歲例2400萬斤，光祿寺1300餘萬斤，合計達到了3700萬斤。山廠歲納柴炭年增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宮中內監的不斷增加。明代初期，內監數目還不多，成化年間已增至一萬餘人，及至明亡時，“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人愈眾用柴益多，故“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斤計”[11](卷39《國用一》)。除歲辦之外，每逢營建宮室或其他工程，臨時性的派辦也複不少。歲辦之外有派辦，歲辦、派辦之外更有加耗，因此，每年上解的柴炭要多達上億斤[12](p66)。據研究，易州山廠每年上解木炭需用木材10—12萬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頃[13](p16)。自永樂遷都北京至明亡的223年中，僅宮中總計要燒掉2200—2700萬立方米木材，消耗森林29—36萬公頃。如果將其他衙門和北京城內的軍營、寺廟以及貧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材、木炭都計算在內，那簡直就是天文數字了。難怪為了滿足皇家的需要，“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明代在台基廠隻是抬運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9](卷205《工部》)。“第山之生材有限，而民之采取無窮，山麓既盡，取之危崖，危崖既盡，取之虎穴矣”[14](卷2《輿地·物產》)。由於過度的采伐，以致太行山林木“日稀”。至清代，宮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區了”。於此可見，明代燒製木炭對太行山森林破壞的嚴重程度。明清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手工業生產的空前發展，各種以木材為燃料的手工業生產部門，如冶鐵、冶銅、磚瓦等對木材的需求極度增長，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以冶鐵為例，明代的鐵廠都設在森林資源豐富的山區，“炭必近老林，故鐵廠恒開老林之旁，如老林漸次開空，則雖有礦石不能煽出，亦無用矣。”[15](卷9《山貨》)鐵廠歇業之日，即山林伐光之時。沿太行山的磁州(今磁縣)、武安、涉縣以至燕山山區的遵化、遷安、盧龍都有較發達的礦冶業。如遵化鐵冶廠，始建於永樂元年，停於萬曆九年，共存在178年。遵化鐵冶廠冶煉各種生熟鋼鐵，全部以柴炭為燃料，以正德年計算，鐵廠生產的生熟鋼鐵歲共出75萬餘斤，耗費的柴炭燃料則達數百萬斤。這種以大量木炭為燃料的能源消費方式，使得薊州、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等州、縣的山廠林木幾乎告罄，“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1](補遺卷2《遵化廠夫料奏》)。柴炭來源枯竭，最後不得不於萬曆九年決定停止冶煉，將鐵廠與山場一體關閉。其他手工業如京師製琉璃、黑窯廠製造磚瓦，皆用柴炭燒製，也消耗了大量柴木。自明朝建立起，即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連年不斷，戰爭砍伐、焚毀了大量的林木。明英宗天順年間，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上言八事，其一是“禦邊莫善於燒荒，使胡馬無水草可恃，積糧莫善於屯田。”[16](卷25)明英宗采納了“燒荒”之策。所謂燒荒就是焚毀有礙了望而有利於敵兵潛伏的山林野草。為確保邊塞安全，明朝九邊守將經常派遣丁壯，深入蒙古遊牧之地搗巢、燒荒。如在古北口塞外，“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1](卷232《九邊總論·薊州鎮》)“近邊諸地，經明嘉靖時胡守中斬伐，遼、元以來，古樹略盡。”[17](卷93《物產三》)萬曆九年七月，兵部令“薊、遼二鎮候草木林槁之時……務使焚燒盡絕，一免賊馬駐牧，一便官軍了”，將燒過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報，以憑稽考”[18](卷114)，兵部按焚燒多寡論功考核。為防禦蒙古鐵騎，明朝還二十多次修築長城，僅薊州鎮長城，“東至山海，西抵居庸，沿袤二千三百七十餘裏。”[1](卷304《修邊》)當時數十萬服勞役的軍士、民夫都住在長城沿線，他們蓋窩棚、搭馬架，飲食、燒水，燒磚、燒石灰，取暖、紮木架修敵樓，勢必砍伐不計其數的樹木。毀林開荒對森林的破壞更為嚴重和徹底。明政府對邊山緊要地方雖有嚴禁樵采之令，但卻沒有開山辟地營田之禁，所以豪官權勢之家往往乘機濫伐林木，墾荒辟地設立私莊。此種情況以山西雁門、寧武、偏頭等關最為重要，但“此弊不獨山西三關為然，紫荊、倒馬、居庸、龍泉等關亦有之”[19](卷123)。此外，官軍商民販木取利，亂砍濫伐的現象也很嚴重。明宣德九年，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蔚州美峪、九龍口、五福山等處俱產材木，宜長養以資國用。今軍民擅自采伐，亦乞禁止。”但是明宣宗以“山林川澤之利，古之與民共之”[6](卷111)為由，竟駁回了吳中的奏請，放任采伐，致使蔚州、保安州及保安衛一帶山林，濫采的現象一直不得禁止。直到隆慶時，“民間樵采墾種，有司(仍)不能禁止”[20](卷33)。其長期所遭破壞情勢可想而知。入清以後，由於邊疆的變化，以前的森林在防禦上已無必要，故官方的管理進一步減弱，加以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人口增加、平原地區旗地擴充，加速了對山區的墾殖。又因甘薯、土豆等適宜山地種植的作物的傳入，使山區人口、村落迅速發展。據河北省地名普查表明，位於太行山區的曲陽、阜平、鹿泉、井陘、涉縣、武安等縣(市)，有9％～18％的村落形成於清代。山區村落數比明代增加14％左右。人口、耕地數量隨之增加。如獲鹿(今鹿泉)，明嘉靖時戶2158，口26091，到清光緒時戶31846，口176021。耕地由萬曆時962．5頃增至道光時的1747．1頃[21](卷4《籍賦》)。耕地麵積的增加，無疑是以原始植被帶縮小為代價的。大規模的毀林開荒對森林植被的破壞程度遠遠超過了對森林的濫采濫伐。長期過量、掠奪性地采伐，使海河流域山區森林日漸枯竭。研究表明，隋唐時期，太行山森林覆蓋率在50％；元明之際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國再降至5％以下[23](p60)。不少地方岩石裸露，寸草不生。三森林是陸地上最大的生態係統，森林在涵養水源、防風固沙、保持水土、調節氣候、維持生態平衡等方麵起著重要作用，是自然界物質和能量交換的最重要的樞紐。森林是水的保護神。江河上遊良好的植被就像巨大的水庫，可以調節江河徑流、削減洪峰。據研究，森林對洪峰的最大削減量可達到50％，林地在一次連續降雨中可蓄積70毫米～270毫米的降水。濫伐森林，意味著破壞生態平衡、水土流失，其後果是災害頻仍。河川水文狀況惡化。破壞森林就破壞了水源涵養條件，必然導致河川水文狀況惡化，水源銳減，泥沙日益增多，水位暴漲暴落，河道遷徙靡常。如永定河，因河水清澈見底，漢魏時期有“清泉河”之美稱。自有明確文字記載到公元936年的二三千年間，很少有泛濫改道的記載。相反，它不僅灌溉之利綿延相繼，而且還給人們帶來航運之便。遼金時期，由於上遊大片森林的破壞，森林的破壞速度超過了它自然更新的能力，原先地表的枯枝落葉層和分解完全的腐植層受到衝刷，“清泉河”水逐漸變黑。“呼黑為盧”，盧溝河由此得名。隨著太行山森林的破壞，水土流失的加重，河水變渾，挾帶大量泥沙，元代改名“渾河”，又名“小黃河”。元代大都城的興建，加劇了太行山森林的破壞，渾河的改道泛濫更加頻繁，河床改動無有定時，河流被更名為“無定河”。康熙時，在盧溝橋以下的河道築起了較大的堤壩，康熙帝將無定河欽定賜名為“永定河”，希望橫行難馴的無定河從此安定下來。但是，由於森林破壞和水土流失加劇，河床不幾年就因泥沙淤積而日益變淺，洪水又漫出了新築的河堤，決口泛濫，河道遷徙無常。永定河在遼代，平均94年泛決一次，金代22年，元代約7年，明代約13年，到清代3．5年就泛決一次。從1912—1939年，永定河盧溝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