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這一點當作一種規律，我們如何去分析林黛玉和賈寶玉、安娜和卡列寧之間的是非呢？除了社會性的成分，在他們的本性之間就沒有不能相容的東西嗎？設想：即使林黛玉和賈寶玉結了婚，他們一定就能和諧嗎？答案不是那麼簡單。
18.從小說《伏羲，伏羲》到電影《菊豆》
劉恒的《伏羲，伏羲》最初出現的時候，在圈子內曾經引起過激賞；後來被張藝謀看中，由劉恒自己改編成《菊豆》，一炮打響。劉恒名聲大噪，引出了許多對《菊豆》的評論，但是很少有評論《伏羲，伏羲》的。我想，這是一種不公。劇本，劇本，一劇之本，如果沒有劉恒的小說和改編本，哪裏會有張藝謀的電影？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張藝謀出色地導演，也不可能有《菊豆》那種在電影觀眾中引起的巨大轟動。
倒是劉恒自己說得心平氣和，電影主要是導演和演員的天下，編劇不過是提供了一種規定情景。
為了印證這一事，我特地去細讀了《伏羲，伏羲》。第一個印象就是電影中給人那麼強烈震撼的染坊的背景，在小說中是沒有的。小說中的楊金山並非染坊主，而是一個農民。為了電影畫麵的視覺效果，電影中的許多驚心動魄的場麵被安置在那粗笨的手工業漂染晾幹用的立體空間之中，這不但便於產生特殊音響效果，而且便於構成一種特殊的曆史文化氣氛。
也許有些嚴厲的批評家要懷疑：這樣大規模地展示手工業作坊的粗笨勞動，完全是為了滿足西方觀眾追求異國情調的口味。也許這樣的苛求不無根據，但是如果取消了那高高掛起幾乎占滿畫麵的布匹和隆隆做聲的轆轤，特別是那最後淹死了楊金山的漂染池，那影片不知要遜色多少。
我得到的第二個印象是電影基本上排除了小說中的政治曆史背景。原著的故事情節發生在1944年到1964年這20年之間，這期間的土地改革、劃分階級成分、互助合作以及“四清”都在情節的進展中留下了痕跡，尤其是土地改革、劃分階級成分成了相當重要的環節。楊金山由於用20畝地換來了王菊豆，自己變成了上中農、而王菊豆的父親，由於多了20畝她成了地主。這種近乎黑色幽默的敘述，在小說中很有風格；而在電影中，劉恒顯然服從張藝謀的追求，把重點放在人性本身，尤其是性本能與傳統文化的衝突上，完全刪去了政治背景。
我覺得，這樣改得好。一來，原著中政治曆史背景本來就很淡。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等不同，劉恒最關心的不是由於外部政治背景所引起的悲劇和喜劇，而是更普遍地存在於人類心靈和人類文化之間的那種衝突。本來已經淡化了的政治背景，到了電影中，很輕鬆地取消了，好像割了一段盲腸。
可以設想，如果稍稍控製不住那些大起大落的政治運動可能產生的表麵戲劇性的誘惑，同樣的題材將會產生多少類似《芙蓉鎮》式的構思；可那樣一來劉恒就不是劉恒，張藝謀也就不是張藝謀了。
我得到的第三個印象是，電影比小說更加戲劇化了。在小說中，楊金山是在中了風以後幾年平靜地帶著複雜的笑容死去的。而在電影中楊金山的死卻變成了一場重場戲——他死在漂染池。
在電影中，楊金山謀害菊豆的孩子不成，轉而在情感上爭取孩子的愛，以離間他和他生父生母的關係。而在小說中，小孩仇恨自己生父生母的曖昧關係是沒有這個原因的。
有些評論家尤其是受西方趣味熏陶過甚的評論家，可能覺得這樣的情節是因果十足的庸俗趣味，然而我卻絕不這樣看。
也許孤立起來看，小孩子幾乎是無緣無故地敵視自己認可的父親之外的另一個可能的父親，比之由於受了外來影響而仇視更自然。這裏可能有更深刻的文化積澱，某一些精於心理分析的理論家還可能看出弗洛伊德式的戀母情結在起作用。
然而這場戲的重要性不僅在這場戲本身，還在於這場戲以外。在同樣的場景中，孩子把自己的生父——正在垂危之中，而他的母親希望他得救——從地窖背來扔到染池之中。
兩場戲的交疊，使菊豆的悲劇主題和視覺表現力大大地升華了。
如果再考慮一下，在小說中楊金山是不堪忍受兒子的敵視而坐在水缸中自殺的，這就更加容易看出劉恒和張藝謀的用心良苦了。
至於那些喪禮的儀式場麵（在西方觀眾眼中那倒真是異國情調），一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類的愛與恨的宏偉結構支撐，那倒真可能成為純粹的小噱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