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政治參與的邊緣化
由於社會對農民工缺乏合法性的製度認同和主流文化的接納，更由於社會規範的不健全和某些歧視政策的存在等多種原因，農民工在政治參與上也表現出邊緣性。漂泊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在政治上幾乎與世隔絕，沒有任何話語權。多數農民工自出來找工後，回鄉參與政治活動的狀況並不樂觀，甚至可以說是極少。有人做過調查，幾乎81.7%的人自出來打工以後就沒有參與過村裏的選舉。相反，作為農民工生活和工作地的城市社區的政治活動參與情況也不妙。
(五) 社會交往的局限性
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在廣度和深度上不僅小於城市居民，也小於農村居民。在被稱為“熟人社會”的農村，農民交往的不外乎一個灣，一個組或一個村的居民，交往雙方知根知底，信任維係著雙方的交往。據資料統計，農民進城就業方式中親友、同鄉介紹的占了近60%，這樣一種擇業方式使得農民進城後，盡管其社會生活場發生了變化，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以血緣、地緣關係這些原有社會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網絡的邊界。這種網絡也使得農民工不論在交往方式還是在閑暇方式上都習慣於並樂於與這些原有的關係來往，從而減少了與城市居民互動的機會，降低了相互交流溝通的深度。
二、 媒介文化對於農民工而言意義重大
農民工匱乏的文化生活應該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媒介應當責無旁貸地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關注農民工群體，關愛農民工群體。有研究者對新聞媒介關於農民工的報道進行了分析總結，總體來看，新聞媒介對農民工的關注存在著一些不足和問題：“首先，媒體留給農民工的版麵和頻道太少，報道力度明顯偏小，我們隻能在媒體上看到一些零星的、不成體係的關於農民工的報道，這與當前正在蓬勃湧動的民工大潮以及國家對農民工的高度重視顯得極不相稱。其次，在有限的關於農民工的報道中，報道領域總是集中在農民工工資被拖欠、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等幾個有限的領域，沒有對農民工的整個生存狀況作出整體反映。再次，由於對農民工關注不夠，采訪不夠深入，對農民工的報道總是停留在較淺的層次。”周茂川：《關注農民工——一個全新的報道領域》，《新聞戰線》2004年第3期。因此，對於農民工，媒介機構應該本著一定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良知予以關注。目前，媒介對於農民工極少關注主要基於兩個方麵的原因。
(一) 媒介對於農民工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當前，城市化已經成為我國推進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民工正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由失地農民和農村富餘勞動力構成的特殊群體。“它是指常年和大部分時間在城市務工，其職業角色是工人，但戶籍仍在農村，其社會身份依然是農民的一部分特殊群體。是農民向市民轉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③蔣國保：《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分析》，《特區經濟》2005年第12期。這一特殊的流動群體已經對我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研究者認為，農民工進入城市“到90年代已經替代鄉鎮企業成為農民職業流動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這一過程是農民和社會普遍受益的過程，也是彌合城鄉之間的斷裂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從宏觀上來看，其重要意義在於兩個方麵。首先，農民工的市民化將對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減少城鄉差距，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等產生重大影響。其次，從長遠的情況來看，“這一轉化是傳統農民脫胎換骨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是推進社會曆史進步的過程，也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的過程”。農民工進城也帶來了很多新的社會矛盾，增加了許多不安定因素。“民眾是水，民工流動使水顯得更有活力，但水在風平浪靜的同時，也時時會蘊涵著晃動的波瀾。”所以對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我們應該從改革、發展和穩定的戰略高度予以認識，這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是關係到社會穩定、城鄉協調發展的重大問題，應該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包括大眾媒介在內的社會各界都有責任有義務積極地采取措施，加快農民工融入城市，推動農村發展和社會進步。
(二) 媒介文化是引導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向導
媒介的使用跟經濟發達水平、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從受眾市場來看，低弱的購買力和消費能力是直接導致當代大眾媒介拋棄了農民工的原因。但這並不意味著農民工不需要大眾媒介，也不意味著媒介在幫助解決農民工問題，促進農村發展過程中無用武之地。對於當代媒介在推動農民工融入城市過程中的重要性，已經有不少研究者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農民工城市融入是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也是農民工自身現代化的過程，還是鄉村文化與城市文明相互融合的過程。在這整個轉型過程中，能否具有現代化的價值觀念和態度是關鍵。曆史實踐表明，社會的變革往往是從觀念的轉變開始的。在這方麵，媒介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新文化運動，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等，媒體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通過現代媒介，“農村在對城市的現代化程度的進程獲知速度，在把握諸多的政治信息、經濟信息、文化信息方麵，與城市幾乎同步，從而與城市文明構建了對話的平台”，所以，方曉紅同誌認為當代媒介是農村現代性增長的推進器。這是農村社會變革的先決性條件。從另外的層麵看，進入城市之後，農民工置身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生活環境，而此時對於他們來說，媒介的存在是一種心理依托和生活向導。“農民工脫離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和圈子，進入城市，在生活習慣上和心理上都會有很多的不適應感和不穩定感。農民工的心理要重新獲得穩定感，就需要得到多方麵的幫助，尤其是新聞媒介的幫助。”媒介作為信息傳播工具，是人們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窗口。“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媒介可能會成為受眾最好的朋友，它可以提供給受眾生存的環境的情況，確定自己在新環境的位置，從而確定自己的行為，更好地適應環境，消除孤獨感和不安定感。”此外，媒介的娛樂功能有著強大的心理撫慰作用，能讓身處異鄉的農民工暫時忘記孤獨和勞苦，沉浸在短暫的愉悅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當前，農民工問題應該說是“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也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發展的關鍵。實際上，媒介的發展與農民工市民化，農村城鎮化是相輔相成的。換句話說，媒介的未來發展離不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離不開農村的城鎮化推進。因為，農民工居住地城鎮化和身份的市民化之後將會為媒介提供龐大的受眾群體；而農民工的現代化發展則離不開媒介的科學引導和積極推動。所以，“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農村社會的發展，媒介發展是有力的助推。因此，盡管媒介在農村的發展有相當的困難，但在有限的空間尋找可能的發展時機的努力不應停止”。
三、 媒介文化傳播必須堅持的原則和立場
(一) 真實地反映、塑造農民工的社會形象
當代媒介在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首先要秉持公正、客觀的新聞觀念，真實地報道、反映農民工的生活狀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誤解，冷漠，乃至心存戒備和反感很大原因的是對農民工的內心世界和真實的社會狀態缺乏足夠的了解。在城市眼裏農民工首先就是“髒、亂、差”的代名詞。他們穿著肮髒的衣服，說著鄉村土話，生活毫無秩序，衛生差，素質差等。而這首先正是通過媒介不客觀的新聞報道傳遞給人們的扭曲的農民工媒介形象。所以農民工媒介形象的歪曲首先應該歸咎於新聞媒介。是他們沒有深入調查，僅憑表麵現象就亂扣帽子。他們不知道這背後深層次的文化背景，不知道農民工生活的艱辛和無助。居於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心地帶的城市居民，相對於農民工而言天然地有著強大的消費購買力、社會影響力和政治話語權。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和社會影響力的考慮，媒介自然也將城市居民視為社會主流，充當他們的代言人，為他們提供周到的服務。而農民工在媒介視野中則被視為“異類”：他們不懂法律、不講道理，隨地吐痰，惹是生非，打架偷盜等。“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群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群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而實際上，作為農民，他們身上依然有著中國傳統的美德，他們樸實、善良，隻不過長期以來在以鄉規民約和親緣關係為主體的農村原生態生活環境中形成的生活習慣與城市現代文明截然不同。農民工進入城市以後依然保持著農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一時無法適應城市生活，與城市現代生活產生了許多矛盾。而媒介對農民工的關注卻沒有從農民工生存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深層背景出發，反而用淺層的獵奇的眼光去看待農民工與城市現代社會之間的種種矛盾，這無疑偏離了客觀實際。這樣的新聞報道難免片麵化、庸俗化。其直接的結果是農民工的媒體形象被異化。因此，“在公共新聞報道上，必須堅持新聞傳播客觀、公正和平衡的專業理念理，具體到對農民工的新聞報道，就是要對農民工的社會生活事件不遮蔽、不誇大、不炒作，盡職盡責地為公眾理解農民工群體提供一麵‘鏡子’；及時、準確、客觀地報道農民工生活的事實信息，並盡可能從表層信息的呈現進入事物本質的信息反映;保障媒介真實，全麵、公正、均衡地報道有關農民工的新聞信息，盡可能表現出農民工群體在社會總係統中的真實位置，確保新聞的真實性”。唯其如此，才能真實地再現農民工的生活和生活中真實的農民工。而這正是城市居民與農民工之間相互了解和溝通的內在基礎，也是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基本前提。
（二） 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文立場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其根本的含義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新聞工作者，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傾聽他們的心聲，真實反映他們的願望，真情關心他們的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廣播、電視、報紙、網絡等當代主流媒介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話題、城市居民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農村問題、農業問題、農民問題在城市媒體沒有得到基本的反應。即使有零星的新聞報道也隻是出於宣傳的需要，對於城市新聞媒體來說，關注農民工更多的是一種應景的新聞報道。當代媒介不但不能準確地表達農民的心聲，有時甚至以歧視和傲慢的態度對待農民。真正辦給農民看的，表達農民心願的少之又少。比如城市媒體一般都有明確的聯係政法係統、教育係統、經貿係統的新聞記者，但卻沒有專門關注農民工群體的新聞記者。近幾年媒體的興盛繁榮無一不是以城鎮居民為訴求對象。農民工群體的媒體市場因為缺乏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能力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對弱勢群體的忽略是媒介社會責任欠缺的具體表現。殊不知，農民工群體是真正需要人文關懷的群體。他們遠離家鄉，日夜思念著家鄉的妻兒老小。他們生活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默然地穿行在茫茫人海中，生活的艱辛和生命的尊嚴在他們身上常常是一對矛盾。為了生存他們有時候隻能忍氣吞聲，流落街頭，用忍辱負重，苟且偷生來形容都不為過。雖然這幾年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離城市工人的生存狀態還有差距。所以，堅持以人為本的新聞立場是目前解決新聞工作中城鄉差別和農民工融入城市難題的關鍵因素。這幾年中央對農村的扶持力度正在慢慢加大，再加上農村經濟的發展，一些農民陸續回到了家鄉不再出來打工。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忍受不了城市裏的冷漠無情，忍受不了城市裏的冷嘲熱諷。因此，以人為本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關心農民工的現實狀態，重視農民工的社會價值。通過對新聞事實的準確反映和深刻剖析，探索和肯定農民工的權利、尊嚴。關注農民工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況，追求社會公平。所以，人本立場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現有媒介的不足，增加對農民工的關注，增加對農民工的人文關懷。
(三) 充分發揮媒介文化的教化作用
因為滲透力之強和影響範圍之大，媒介的教育功能是無與倫比的。自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誕生以來，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其他任何渠道都無法替代的。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態構建了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體係，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也因此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思想觀念、價值追求。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媒介的教育功能，就會推動兩種文明的融合，為農民工進入城市生活疏通障礙。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後，麵對城市生活無所適從，常被城市居民笑話歧視。對於鄉村文明的眷念也讓他們不願意主動接納城市社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農民工進城務工一方麵渴望城市生活，渴望像城裏人一樣享受現代生活方式，能夠彼此尊重與理解，平等和諧相處。但是，長久的鄉村文明熏陶又使他們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文化心理定勢，本能地排斥城市文明，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進入城市，接受並適應城市生活是農民工必須具有的現代意識。因此，不斷學習新的技術知識、新的思想觀念，了解鄉村之外的現代化進程中的現實世界就成為農民工自身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這個時候媒介文化就可以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通過宣傳、教育等方式倡導、引領農民工了解城市生活秩序，獲取現代化的價值觀念。具體說，媒介可以組織各種文化活動和持續不斷地新聞報道，向農民工傳播現代文化，讓農民工了解城市文明，了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充分調動他們改變自己，適應城市生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起他們加快自我轉變的強烈欲望，促使他們理解、學習並且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從另外一個側麵看，城市居民對農民工也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心理偏見。貧窮、無知、野蠻、不講道理等是農民工在他們心理留下的身份符號。城市居民從心理上就比較排斥農民工，有的甚至鄙視農民工，處處為難農民工。針對這種狀況，媒介可以適當采取辯證的科學態度進行鄉村文明的宣傳，既要看到鄉村文明積極的一麵，也要注意鄉村文明裏一些不合時宜的成分。另外對農民工在城市經濟建設中的巨大貢獻和積極作用要大力宣傳。從而在根本上改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認識偏見，最終理解並接受農民工。
(四) 加強輿論監督促進社會製度的公平與合理
社會製度的產生主要是為調節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滿足人們社會交往的需要。因此，製度是一種調試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秩序、整合社會結構、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的一種規範體係。它為人們提供思想和行為模式，避免個人和社會的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行為導向功能。製度如果出現問題就可能引發矛盾，甚至社會動蕩，所以說科學的製度是社會和諧穩定運行的基本保障。從目前來看，影響農民工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是製度障礙，比如現行的戶籍製度、就業製度、勞動保障製度、教育製度、醫療保險製度等都或多或少地對農民工進入城市起到了一定的阻礙。因而，進行有效的輿論監督，促進製度建設的合理性，是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所麵臨的重要課題。輿論監督的目的是對社會各個部分和社會成員進行協調和規範。馬克思曾說過：“報紙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在我國，大眾媒體不僅屬於黨和國家，也屬於人民大眾。農民工可以通過媒體對政治、文化、經濟、法律等方麵的報道表達自己的願望、意見和建議，促進社會機製在規則體係方麵更加合理完善。當然，這需要媒介為農民工提供表達意見的機會。此外，媒介可以通過輿論監督把那些有違社會規範的行為予以公開，激起社會大眾的批評與譴責，使社會規範得以有效維護。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時候，主流媒體的關注，將會使本來停留在某些表麵的事實，自然地延伸到製度和觀念層麵，從而引起積極和較為徹底的改變。比如由媒體報道‘孫誌剛事件’引發的有關我國城市外來人員收容製度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一例”。需要強調的是，媒體的輿論監督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與和諧。因此，社會的各個方麵都應當正確對待輿論監督。對媒體而言，輿論監督不能成為挑刺和窺探，更不能為了提高收視率、發行量，製造所謂的熱點，吸引受眾，而應該盡量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創造性的觀點，為建設合理的社會製度，消除社會矛盾出謀劃策。對國家而言，則應當接受媒體的監督，對於媒體的意見、建議，給予應有的重視，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打擊報複。
(五) 加強社會的溝通與交流，化解社會矛盾
目前，我國社會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確實在許多方麵都存在著問題，而且矛盾還相當突出。比如教育問題、就業問題、貧富問題、社會安全問題、城市化與農村耕地占用問題等。從矛盾產生的根源來看，有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但如果從信息溝通的角度來看，矛盾的產生與信息交流渠道的堵塞有直接的關係。比如，農民工因為不了解國家的政策、法律，可能會做出錯誤的舉措；因為不知道如何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意見、願望，維護自身的權益，可能會采取諸如吵鬧、跳樓等過激的行為；決策者也有可能不了解實際情況而做出錯誤的決策等。“這反映出了兩方麵值得思考研究的問題：城市社會的製度安排怎樣才能使農民工便於了解、利用；作為城市社會，怎樣才能給進城的農民工提供更多的社會網絡、有關信息和幫助，使其易於在城市生活、發展。”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充分發揮當代媒介強大的信息傳播功能，構築一個比較暢通的信息溝通平台，化解因為交流渠道阻塞而導致的社會矛盾。在整個社會係統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信息中介的角色，是整個社會的信息交流樞紐，是協調溝通與矛盾疏導機製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作為政府的耳、目、喉、舌，是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主要信息通道。政府與民眾之間，民眾與民眾之間都可以通過這個渠道相互了解、增進友誼、化解矛盾。就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來看，對政府而言，媒體是政府和農民工之間的一座重要信息橋梁。政府一則可以充分利用媒體滲透力強的特點，通過媒體將向農民工宣傳國家的政策、法規。避免因為民眾對政策的誤解，甚至無知而產生社會矛盾。二則可以通過媒體廣開言路，了解民意民情，及時地對政策進行完善。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工參政議政的需求，也可以適時地宣泄掉積累在他們心裏的不滿情緒和心理困惑，從而避免矛盾激化。當前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對農民工熱點、難點問題的報道。比如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農民工子女就學問題、農村醫療保險問題、農村耕地占用問題等，這都是關乎農民工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稍有不慎或處理失當就可能使矛盾激化。媒體的職責就是充分發揮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及時地把國家方針政策準確地傳遞給農民工和政策的執行者，釋疑解惑，化解矛盾。同時通過一定的途徑，把農民工的意見傳遞給有關部門，引起有關方麵的注意，促進問題早日解決。雖然說媒體是社會係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的發展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裏，大眾傳媒欲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健全的社會體製、多元化的言論環境、活躍的社會麵貌是根本前提。但我們不能簡單地界定大眾傳媒為這些功能的唯一承擔者，事實上，它們與公眾、國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權利、義務關係。若將達成大眾傳播功能的責任完全付諸媒體或國家，則有違情理且不切實際。施拉姆就曾說：‘責任應由政府、媒體與大眾三方麵共同來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