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因為手機上網功能的啟動和網絡信息的閱讀還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及教育水平。因此，手機還隻是充當著普通通訊工具的角色。但是從手機和互聯網用戶的年齡和教育程度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新興媒體將成為農村地區媒體的主導者。目前來看，樣本中民眾用手機上網的人數極少。在被調查的成人中隻有5個人使用手機上網，全部集中在20—30歲這個年齡段。但是通過對青少年媒介接觸狀況的調查，我們明顯感覺到，在青少年學生中，新興媒體的擁有量和使用量都遠遠超越了成年人。本次調查對象中有62名中學生，其中初中生50人，高中生12人。調查數據顯示，手機擁有率為53%，電腦擁有量為47%。用手機上網的人不多，隻有20%。87%的人會利用電腦上網。其中經常上網的比例為73%(包括在家上網和網吧上網)。有73%的人上網是為了獲取信息，增長知識，60%的人是為了娛樂。在調查中，我們遇到一位小女孩，初中剛畢業，家裏人給她買了部智能手機。據她說每天晚上沒事情時都會躺在床上玩手機，上網看小說，上QQ跟同學聊天等。平時偶爾會去網吧上網，但一般時間不會太長。對於農村青少年來說，手機的普及率遠不及城市高，畢竟買手機還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農村社會組織關係較簡單，還是“熟人”社會階段，手機的用處還不是明顯。從對中學生的調查情況看，青少年的新媒體使用量明顯高於成人。
網絡、手機在青少年的業餘文化生活中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2009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國農村網民規模已經達到1.07億人，手機成為農村網民主流上網終端。互聯網在農村的普及率為15%。在年齡結構上，農村網民更加趨於年輕化。總體來看，“年輕化、低學曆、學生群體”是農村網民的主要特征。“伴隨著現代傳媒不斷湧入，村莊裏的年輕人對大眾媒介的接觸也就成為一種經常性行為，他們的思想觀念也就自然會更多地受到媒介文化的影響，相應地塑造出一種與傳統文化氛圍不和諧的屬於他們自己的亞文化。”譚華：《大眾傳播與少數民族社區的文化建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青年一代肩負著延續並發揚光大鄉村文化的重任，肩負著繁榮當地經濟、推動社會發展的重任。
青年一代的文化取向決定著新時期農村文化的發展方向。因此，媒介對他們的影響將對整個農村文化的傳承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以手機和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在農村的慢慢盛行也應該引起重視。其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是應該警惕的。按照目前的一般描述，新媒體主要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麵的負麵信息。
1.以訛傳訛類新聞信息這類短信的來源一般是新聞網站或門戶網站新聞中心、新聞頻道。因傳播這類新聞的信源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故一旦這類虛假新聞被傳播開去，其負麵影響力相當廣泛。
2.普通違法亂紀類信息這類短信主要由違法犯罪分子借助網上群發短信軟件發送，主要用來欺詐、勒索錢財，如將一些恭賀用戶在某某活動中獲獎之類信息隨機發送到用戶那裏，讓用戶按其要求將錢財寄送後領獎，乘機騙取錢財；或者用來製假售假，如向用戶兜售各種假文憑假證件；或者利用短信隱蔽、安全、到達即時準確的特性，進行賣淫嫖娼活動，誘人上鉤。
3.破壞社會安定團結類信息這類短信主要由別有用心的傳播者發送，用來誤導、煽動受眾，引起恐慌、仇恨、敵視等負麵影響。
4.黃色、低俗類信息這類短信俗稱黃段子、葷段子，主要來自互聯網絡，在如今的手機短信裏相當流行，其負麵效應還未被公眾重視，但對於精神文明和倫理道德的破壞不容忽視。傳播的範圍之大，令人不寒而栗。已有報道稱重慶16歲少年受黃色短信影響而強奸未遂遭學校開除。
5.垃圾類信息除了上述四種具有明顯危害性的信息外，現在的大量商業性廣告也以短信和彩信形式侵入手機媒體，成為手機用戶刪不完、除不盡的垃圾信息。雖然它們不會直接造成用戶的物質損失或精神傷害，但卻強占了用戶手機空間，浪費了用戶的時間和精力，因而也屬於產生負麵作用的信息。因為知識和能力方麵的原因，這類信息對青少年的危害程度要明顯高於其他群體。在網絡媒介構建的文化環境中，網絡媒介本身的特性決定了網絡世界和現實社會迥然不同的生活法則。也因為網絡世界生活方式的不同，又滋生出與此相對應的價值觀、道德觀和人生觀。青少年處於社會化過程的初始階段，外界的幹擾和影響將會對他們的社會化產生重大影響。我們經常會從新聞報道中看到，因為與網絡接觸不能自拔，或者不能很好地處理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而陷入迷茫的狀態，或者有些人幹脆完全屈從於網絡，拒絕回到現實世界。有些人即使回到了現實世界，但依然秉承著網絡世界形成的各種人生信念和生活法則，在現實世界遭遇挫折。
二、 新型媒體對農村青少年的影響新型媒體的對青少年的影響主要集中以下方麵。
(一) 多元文化弱化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
網絡為人們提供了在現實世界裏無法尋找到的自由空間。在這個空間裏人們似乎可以肆意妄為，不受任何約束。法律法規的約束力量目前還微乎其微，不足以震懾網絡非法活動。信息泄露、販賣、惡意中傷等非法行為的猖獗就清楚地說明，有關部門對網絡的監管亟須進一步加強和提高。鑒於網絡世界強大的破壞力和解構力，我們對網絡世界的監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網絡世界多元文化的存在帶來了多元的價值觀、倫理觀，一些傳統的倫理道德被慢慢消解。媒介的誘惑還助長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思潮的湧現。泛難成風的媚俗文化已經讓部分青少年的道德滑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 隱蔽的虛擬化交往泛化了交往對象
網絡交往是虛擬的。交流雙方的個人信息幾乎全部是未知的或者是虛構的。人們隱藏了真實的年齡、性別、種族、職業以及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等等。虛擬的空間沒有了彼此的心理戒備和防範。沒有了言多必失，禍從口出的顧慮，沒有了上下等級的限製。總之，虛擬空間給了人們寬鬆的交流環境。然而自由交流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因為交往方式網絡化、虛擬化，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在網絡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交流看似被無限擴大了，實際上交往對象也被無限泛化了。人際關係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事業成功的重要社會舞台，無限泛化的交際範圍對於個人的成長和事業發展難有幫助。
(三) 消費文化誘導了扭曲的消費觀念
廣告是媒介倡導消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工具。商業機構為了達到推銷商品的最終目的，往往會與媒介合謀借用新聞的可信度在暗中悄悄售賣廣告。有時候商業結構還會購買版麵和時段有目的地向受眾灌輸超前、奢侈的消費觀念。我們在媒體上經常能夠看到所謂的富二代通過各種方式炫耀自己的富有，炫耀超豪華的消費追求。物質消費極端豐富的背景下彰顯的是精神的極度虛空以及人生的頹廢。這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比較負麵的影響。大眾媒體直接將大眾引入一個符號化、影像化了的物質世界，在這個虛幻的物質世界中，不再是消費者的需要左右生產者的生產了，而恰恰相反，生產者通過傳媒的宣傳將自己的產品推銷給大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媒介左右著大眾進行“與眾不同”的消費。媒體削弱了大眾在消費過程中的主體性，削弱了他們的選擇興趣，媒體熱情的勸說改變了他們的消費習慣。這種影響在青少年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媒介引導下，他們追求時尚、崇尚名牌、追逐明星等。文化在人類曆史長河中總是不斷融合、不斷變化的。文化的流變在於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滲透。在文化接觸中，各地人民、各民族人民總是根據自己的地域特點、民族個性，取長補短，發展著自己本民族本地區的文化，因此文化的變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新時期農村文化中出現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這是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動向。它體現著新的價值取向和時代特點。我們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盲目崇拜。畢竟這種變化還是零碎的，不穩定的。我們應該本著理解、寬容、辯證的態度予以關照、梳理和引導。“隻要這種變化體現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就表明民族經濟發展了，民族融合程度加深了，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了，就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文化傳播之間的不平衡在文化差距大的國家或民族之間出現時，可能會對弱勢文化造成破壞，甚至有可能造成其文化的消亡。”在與城市文化接觸中，農村文化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因此，農村文化的繁榮發展還需要采取適當措施予以保護和鼓勵。二、媒介對農村青少年的影響農村青少年學生的生活環境、生活經驗、家庭背景、文化教育以及經濟條件都與城市有很大不同。這也直接導致農村青少年在媒介接觸和使用上與城市青少年有比較大的差異。
（一） 媒介接觸的不平衡性。
從我們調查的情況來看，對於農村青少年學生來說，接觸及擁有最多的媒介當數電視，接近90%，而手機擁有率為53%，電腦擁有率為47%，電視的擁有量遠遠高於手機和電腦。這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江的數據。中西部地區因為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後，在媒體擁有量方麵，手機和網絡更低。而且即使在同一個地區，農村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相比，其媒體擁有量也差距很大。“城鎮中學生的網絡應答比例是農村中學生的1.76倍，城鎮小學生的網絡應答比例是農村小學生的2.19倍。這與我國互聯網發展的城鄉差別有關。……我國城市網民有9168.6萬人，占城市人口的16.9%。鄉村網民數量是城市網民數量的1/5，鄉村網民普及率僅是城市網民普及率的1/6。總體上，經濟發展狀況是影響媒介接觸的關鍵因素。在媒介使用的目的上，農村青少年也表現出與城市青少年完全不同的地方。在城市，特別是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在小學高年級階段基本上都開設了電腦課，配備電腦教師，布置電腦作業，而且城市家庭也早已進入電腦時代，所以，城市青少年基本上都能夠比較熟練地使用電腦。但是對於農村青少年來說，“由於受知識局限的影響，大部分青少年隻會使用網絡聊天、打遊戲和簡單地搜索新聞。與枯燥的農村文化生活相比，豐富多彩的網上世界對青少年應該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但由於電腦不普及，網絡對於目前農村的青少年來說，主要是一種娛樂方式，而並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二） 媒介對農村青少年的影響
比對城市青少年的影響大與城市相比，農村青少年在媒介使用的監管方麵明顯偏弱。目前農村青少年大多是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對於他們的學習和業餘生活疏於監管和引導。他們沉溺於電視及網絡的可能性較大。另外，因為教育上的落後，農村青少年的媒介素養教育普遍缺乏，因此，媒介對農村青少年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城市。網絡為人們提供了在現實世界裏無法尋找到的自由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法律法規的約束力量微乎其微，根本不足以震懾網絡犯罪活動。信息泄露、販賣、惡意中傷等非法行為的猖獗就清楚地說明，有關部門對網絡的監管亟需進一步加強和提高。鑒於網絡世界強大的破壞力和解構力，我們對網絡世界的監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網絡世界多元文化的存在帶來了多元的價值觀、倫理觀，農村的一些傳統的倫理道德被慢慢消解。媒介的誘惑還助長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思潮的湧現。泛濫成風的媚俗文化已經讓部分青少年的道德滑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大眾傳播對青少年最重要的影響就在於，它除了給青少年提供大量外在世界的信息外，還為他們提供了一大批人物形象，這些形象成為他們內在品質發展的‘鏡子’，在其人生發展中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偶像崇拜現在已經成為城鄉青少年共有的社會現象。一些包裝出來的所謂的“偶像”常常是社會的叛逆者，桀驁不馴；有些是非主流人群，無比的自戀和輕狂，比如芙蓉姐姐、鳳姐、幹露露等，她們倡導的價值觀和生活理念也往往與傳統的價值理念相去甚遠。我們在媒體上經常能夠看到所謂的富二代通過各種方式炫耀自己的富有，炫耀超豪華的消費追求。物質消費極端豐富的背後彰顯的是精神的極度虛空以及人生的頹廢。這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比較負麵的影響，當然也很容易誤導青少年，誘使他們走向社會的對立麵。
（三） 青少年容易陷於虛擬空間而不能自拔
網絡交往是虛擬的。虛擬的空間沒有了彼此的心理戒備和防範，給了人們寬鬆的交流環境。然而自由交流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因為交往方式網絡化、虛擬化，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在網絡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交流看似被無限擴大了，實際上交往對象也被無限泛化了。看似美好的人際關係和良好的交流溝通，實際上很多時候是偽裝之後的結果。在網絡世界，似乎有很多朋友，其實都是虛無縹緲的幻境。“由於青少年使用媒介的時間過長，青少年與真實世界的聯係被有意或無意割斷、歪曲了，他們不僅習慣於漠視真實，而且可能敵視真實，社會認知和情感體驗方式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轉變——經過精心剪裁、拚貼的以聲音和畫麵形式出現的現實鏡像或虛假組織，被認為是真實可信的，而身邊實在發生的一切反倒是不真實不可信的，‘虛擬環境的環境化’不僅成為現代社會大眾傳播控製下人的生存狀態的一種特性，傳媒所營造的虛擬環境在青少年的意識活動中還替代了真實的現實環境本身。”過早地沉溺於虛擬空間不僅損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極易導致青少年逃避現實。在網絡環境中長大的青少年網民也往往習慣於在網絡世界漫遊、生活，而木訥於現實世界的交流、生存。
（四） 廣告文化誘發了扭曲的消費觀念
廣告是媒介倡導消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工具。商業機構為了達到推銷商品的最終目的，往往會與媒介合謀借用新聞的可信度在暗中悄悄售賣廣告。有時候商業結構還會購買版麵和時段有目的地向受眾灌輸超前、奢侈的消費觀念。“大眾媒體直接將大眾引入一個符號化、影像化了的物質世界，在這個虛幻的物質世界中，不再是消費者的需要左右生產者的生產了，而恰恰相反，生產者通過傳媒的宣傳將自己的產品推銷給大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媒介左右著大眾進行‘與眾不同’的消費。”青少年普遍的自主性比較差，媒體削弱了他們在消費過程中的主動性，削弱了他們的選擇興趣，媒體熱情的勸說改變了他們的消費習慣。這種影響在青少年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媒介引導下，他們追求時尚、崇尚名牌、追逐明星等。
第三節媒介文化與城市農民工
毫無疑問，農民工是我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遊走在城鄉之間，雖然工作在城市，但卻享受不到城裏人應該享受的社會公共福利。他們渴望城市生活但卻又不能適應城市生活。他們身上的矛盾性非常突出地表現了中國社會城鄉之間的差別和矛盾。如何處理好進城農民工帶來的一係列社會問題是當前我國社會麵臨的急需解決的重大社會課題。在我國，促進農民工不斷增加的因素有兩個。一是我國城市化的速度不斷加快，範圍不斷擴張。二是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產生了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這兩大因素致使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農民工進入城市不僅僅是一個人在居住空間上的簡單變化，而是意味著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變化，意味著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的徹底轉變。媒介作為影響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責任有義務肩負曆史的使命，為進城農民工提供適合的豐富的媒介文化給養，幫助他們了解現代城市文明，提升他們的文化素質，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有研究者認為：“農民工這個詞是一種社會身份和職業的結合——其中‘農民’表明的是他們的身份，‘工’則表明他們的職業。農民工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職業、語言等方麵既有別於城市居民，又有別於完全意義上的農民，所以媒體在處理對農民工的報道時，容易忽略這個介於市民和農民之間的特殊群體。”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與發展困難重重，打破阻隔，促進農民工適應城市的社會文化環境，融入城市生活是一項長期而複雜的係統工程，它需要社會各方采取各種措施來共同推進。
一、 農民工的文化生存狀態
農民工身份的特殊性也決定了其在城市生存狀態的特殊性。雖生活在城市但卻無法獲得城市認同。因為生活在城市，他們在農村的生活經驗又無法適應城市生活。穿梭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遊走在城市的邊緣。他們像候鳥一樣來回遷徙，尋找著生存的機會。在目前的體製下，他們的生存狀態一時還難以改變。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麵。
(一) 身份認同的矛盾性
農民工雖然為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做了積極的貢獻，但是在城市居民眼裏他們卻是外來者。不僅如此，在他們眼裏，大量農民工的到來破壞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秩序，占用了原本屬於他們的公共資源，增加了城市治安的不穩定性。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優越感讓他們從心底裏就難以接受農民工。不僅僅如此，他們還為農民工融入城市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設置了各種製度上的障礙。因此，農民工雖身在城市但卻不被城裏人承認和接受。因為製度上的原因，他們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生活待遇，得不到尊重，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隻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們幹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卻是最低的工資收入。另外，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卻依然深受鄉土文化的影響，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觀念和思想根深蒂固。這讓他們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更談不上融入城市生活了。麵對城市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他們一方麵向往一方麵卻無所適從。他們身上堅守著和延續著的鄉土文化始終對抗著城市文明。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鄉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如何促進兩者之間的融合與良性循環是當前擺在我們麵前的新課題。
(二) 文化生活的極度貧乏
農民工經常是一個人，或者夫妻二人闊別生活多年的故土遠走他鄉，有的人甚至是第一次遠離家鄉，對於家庭、故土和親人的渴望和依戀無時無刻不在內心深處折磨他們。用“身在他鄉，心在漂泊”幾個字來概括農民工的生活處境應該是最準確不過了。在這種孤寂的生活狀態下，對於文化生活的渴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各種關於農民工文化娛樂生活的調查結果卻讓我們感到有些心酸和無奈。從各種調查的反饋信息來看，農民工的文化娛樂生活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他們長年累月重複著“勞動—吃飯—睡覺”的單調生活。調查顯示：“在一周的時間裏，農民工的閑暇活動出現頻率排在前四位的分別是：和家人或朋友長時間聊天(半小時以上)占68.7%、睡覺或什麼也不幹的占52.6%、打牌下棋或打麻將占46.0%、逛街或去公園占34.3%，而參加屬於發展型活動（如體育活動、唱歌跳舞等）的分別隻有10%左右。”就連看電視對普通的農民工來說都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根據調查，“在工作之餘，不能收看電視的農民工高達51.3%，偶爾看的占33.0%，經常看的僅占15.7%”。單調、乏味、枯燥的業餘文化生活和繁重的勞動很容易造成農民工沉重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長時間的心靈孤獨和精神上的空虛導致一部分農民工沾染上了不良生活習慣，賭博、嫖娼在這種時候成為他們宣泄生活重負的借口。
(三) 社會心理的多重性
目前農民工的心理與情緒可歸納為：自卑心理和孤獨情緒，被剝奪心理和不滿情緒，壓抑心理和怨恨情緒。與城市居民、農村居民比，農民工頻繁的職業流動和地域流動難以形成像城市居民基於單位而結成的業緣關係，也難以形成像農村居民與生俱來的地緣關係，更難以與城市居民建立起較為深厚的鄰裏關係，所以，農民工始終處於社會的邊緣地帶。雖然農民工非常希望得到城市居民的承認和接納，但農民身份又使他們顯得非常自卑，甚至會自覺不自覺地回避與城裏人交往，形成自我隔離的狀況。這種矛盾的社會處境就造成了他們矛盾的心理和情緒變動。遠離家鄉讓他們變得孤獨、寂寞；城市居民的歧視讓他們變得自卑和仇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