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碩果，結海外愛國之花
在整個火炬傳遞過程中，海外留學生給了我最銘記於心的觸動。
首先是揪心。就在我到達雅加達的當天(4月20日)，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了過來，參加“4·19”遊行的二十餘名中國學生在返回法蘭克福的路途中發生車禍，並有人員受傷。在目睹了這些留學生自發組織、自付資費(大部分留學生都出身於平民家庭，經濟並不寬裕)、嚴格自律的示威活動後(4月19日柏林的華人示威活動最後結束於位於柏林心髒地帶的波茨坦廣場，數千學生散去後，廣場上沒有留下一丁點垃圾紙屑)，我被這些年輕人深深震撼了，所以聽到這場意外的車禍，我不禁也產生了怎麼好人無好報的感歎。不過幸好車禍並不算太嚴重，而且受傷人員都得到了及時的救助，所以揪心之餘，也不禁感謝總算有驚無險。
最受觸動的時刻出現在長野(雅加達傳遞在體育館內進行，並限製到場人數，所以沒有太多的華人學生參與)。長野是一個小鎮，本身沒有多少華人，絕大多數都是從外地趕來的，很多留學生是在火炬傳遞前夜就趕到了火炬傳送的起點，並且守候通宵等待第二天(4月26日)的點火儀式。在報道火炬傳遞期間，我們幾名記者奔走於各個報道點，間或聽說了學生被打的傳聞，但是我卻沒有親眼目擊。我看到中國留學生被日本右翼襲擊，那還是在傳遞結束之後，而且通過的是當地華人的攝像機。火炬傳遞結束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中午，一名姓王的華僑找到了我台駐東京記者站的辦公室，我拍攝下了他和李衛兵互致問候的鏡頭。王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他所拍下的日本右翼襲擊中國學生的畫麵。我看到了幾個光頭男子正在攻擊學生遊行隊伍，一名中國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但是學生們並沒有還手。“學生人多，為什麼不正當防衛？”“這是在別人的國家裏，他們打人最多被訓誡，而留學生一旦還手就很可能失去居留簽證!”我頓時無言，出國的人常感歎“出國後更愛國”，大概多是因為這類原因吧!原本打算馬上製作一期節目，也算表達表達對於受傷學生的敬意，然而王先生的攝像機製式無法和東京站的設備匹配，這個念頭就隻得暫時擱置了。“這次海外華人的齊心協力真是罕見。”王先生臨走時告訴我們，他認識一位以反對中國政府而著稱的民運人士，這個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從中國來到了東京並長期享受日本政府每月20萬日元的“特殊資助”，然而就是他，在4月26日居然也擎著五星紅旗，到街上為火炬手加油去了。“西方人不會理解這個的。”王先生和我們道別前感歎道。
西方人當然理解不了，中國自古就有“兄弟內倪於牆而外禦其辱”的說法。然而這也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真正促使海外華人萬眾一心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別的，正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所結出的碩果。這次海外華人抗議西方媒體歪曲報道和聲援奧運火炬傳遞，呈現出三大嶄新的特點：一是網絡化。網際無國界，在柏林的學生隨時都和美國、法國、英國的學生保持著密切的網絡溝通，任何新的動態都能隨時溝通，網絡使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真正實現了國際大聯合。據我所知，德國留學生的所有聯絡、溝通、組織工作都是通過網絡進行的。二是語言本土化。各地學生都把爭取盡可能多的本地人士的支持作為重要的訴求，因此多數留學生在網上都采用雙語寫作。三是與當地主流媒體積極互動。憑借掌握各留學國的語言優勢，很多留學生直接致函當地媒體，據理力爭批駁不實之詞。比如在德國因為人數如此眾多，以至於一些主流媒體，如《法蘭克福彙報》、“德國之音”網站都不得不刊登一些華人的反駁言論。“這是一個全新的跡象，僅僅在幾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德國之音”發出了如此的感歎。
“德國之音”的感歎不是沒有道理的。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年世界教育數據彙編》披露，截至2004年，在全球出國留學的250萬人中，中國一國就占了14％，共35萬餘人。而目前海外華人留學生，公費的不到5％，95％是自費留學的。也就是說，至少有33萬人是靠家庭、親友或者個人打工來支撐學業的。這樣一種情況，假設中國自1976年後沒有邁出改革開放的步伐，或者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進程因蘇東解體而不幸中斷，那麼這麼多留學生能否如願出國留學就會成為一個很大的懸念(在閉關鎖國的情況下，很多人縱使有這個機會，恐怕其家庭甚至是國家也沒有財力供其念書)。所以可以說，絕大多數“80後”留學生是祖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試驗先使他們的父祖輩經濟狀況得到空前的改善，然後才為大量的“80後”的負笈留學提供了條件。“十年樹木，百年育人”，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哺育了開放進取的一代海外學子，終於在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得到了豐厚的回報，改革開放在海外也培育出了繁榮茂盛的愛國之花!
1971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在決定打破中美僵局，開啟對華正式外交的時候，曾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我們不能讓數億的中國人民繼續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在這種“憤怒的孤立”中，坦率地說，我們封閉落後，但是我們無知自大。然而鬥轉星移，當中國最終采納了市場經濟並堅定不移地邁上全球化的道路時，一場欲使中國再次陷入孤立境地的圍堵卻因為忌憚中國的逐漸富強而首先由西方發起。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今日的中國將會經曆的不再是憤怒的孤立，而是光榮的孤獨。這是每一個大國崛起時的宿命，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各國本身都曾經曆過這種光榮的孤獨。在這種“光榮的孤獨”中，我們開放，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吸納世界各地的先進文明成果；我們平和，以理性善意的姿態對待一切的指責和謾罵；我們腳踏實地，把發展經濟作為對一切圍堵的最有力的反駁。我們有這個信心，是因為我們在這場席卷海外的華人抗議風暴中，看到了具有世界眼光、開放理性並且善於利用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維護國家利益的新一代!
我所能奉獻給這些可愛的同胞們的，仍是4月26日在日本長野為CCTV-9套作電話連線時所說的話：“I do feel they are really the hope of our China!”
不要學習德國人——關於“範跑跑”和“東北女”(2008年6月12日 05：53：26)
久居德國的人對於德國人所謂的“劣根性”(用“所謂”這個詞，隻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作為中國人，同樣也有難以名狀的“劣根性”)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德國人傲慢並且善於嫉妒。一個人，無論是誰，一旦有了這兩個特點，在現實生活中就往往難免“掩袖工讒，娥眉善嫉”了。
［占據道德製高點的民意，往往並不是寬容的］
這是我和一些朋友聊天交流中逐漸產生的想法。而之所以扯到這個問題，是因為盡管中國和德國沒有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沒有曆史上諸如互相征伐的大的糾葛，但是在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德國在處理中德關係時卻意外地扮演了一個積極破壞者的角色。原因何在？
當然了，原因很多。一般人以為症結在政府層麵，其實並非如此表象，真正的症結乃在於民間。考察一下德國人的國民性，可以得到一個直觀的結論：首先，德國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而單一民族國家有一個共性，一旦意識到麵臨共同的威脅(有時候這種“威脅”甚至隻是存在於想象之中)，就極易於形成往往是“一邊倒”的共識；其次，德國人傲慢並善於嫉妒，他們最容忍不了別人超過自己。於是問題就很明白了，對於即將在2008年GDP超過自己躍居為世界第三的中國，他們能不嫉妒嗎？
德國人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族情緒，在麵臨像中國(包括俄羅斯甚至印度)這些新興經濟體的競爭時，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德國人的“過分”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公式：發現並確立一個“惡魔”，然後全民族不遺餘力地攻擊之、封殺之，最後……長期在德國生活的一位華人教授在觀察了這個過程後驚歎：“七十幾年前德國操縱民意的場景重現!”
這種意識操縱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在於德國社會單一民族特質以及其傲慢與善嫉的特點。但是德國社會的這個特點，跟因為汶川大地震而出名的“範跑跑”和“東北女”事件有什麼關係呢？
作為一名老師，“範跑跑”宣布自己在發生像地震這樣的天災人禍時，是不會顧及學生以及其他人的，自己逃命要緊!而那位“東北女”，在舉國默哀的時候在網上發布言論：攻擊四川地震活該倒黴，稱舉國默哀妨礙了自己在網上娛樂了。這兩個人的言論，剛一發布，就遭到了舉國一致的譴責。
我看到這兩個人的言論時，同時立刻就想到了Google中國在5月19日下午14：28到14：31關於Google搜索點擊率的統計，他們驚奇地發現，在這整整三分鍾的時間裏，全中國的點擊率幾乎為零!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網民在這三分鍾內都在為地震遇難者默哀致敬!沒有人號召，也沒有人指揮，這種自發的人道主義真正使這三分鍾彪炳史冊!
所以“範跑跑”和“東北女”的言論就顯得更加觸目驚心了。於是相關的情況就發生了：全體網民對“範跑跑”尤其是對“東北女”展開了全方位的批判，尤其對“東北女”還進行了網上“人肉”大搜索，公布了她的有關個人信息，並且要采取“進一步”的措施。
作為一個成年人，你既然敢於發表違反基本人類準則的言論，那就應該承受這種鋪天蓋地的批評，對此，“範跑跑”和“東北女”是自作自受。但是，對於這種道德上的汙點，批評似乎也應該限製在道德批判的範圍內，以語言的武器展開道德批判，而不是其他手段。但是最近聽說有關執法機關正準備介入調查，並且要對“東北女”采取措施了(這是網絡上的傳聞，不知真實否)。那這就似乎使人覺得有些不靠譜：“範跑跑”和“東北女”胡言亂語，對之進行道德批判，那絕對是無可厚非；但是要采取法律措施，把道德問題法律化，似乎又墜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陷阱之中了。(孔子說不以言廢人，其實是否也在講不當以言論罪呢？)
在這裏想說得是，更加使人應該警醒的是：絕大多數網民在聞聽將會對“東北女”采取法律措施後，是一種壞人終於惡有惡報的輕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將看到的是一種德國模式的翻版，發現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惡魔(這次是真的了)，於是舉國共討之。但是我們更進一步的是，我們還要采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道德問題!難道中國人也有類似於德國人的單一性和“一邊倒”的特性？
不要學習德國人!
東京4月無櫻花(2008年5月1日 19：38：56)
在轟轟烈烈的北京奧林匹克火炬傳遞之中，我卻獨自在日本體驗了一回淒豔之美。
日本之行純屬“意外”，4月26日長野火炬傳遞，東京站人手不夠，於是我在4月22日夜間報道完雅加達火炬傳遞之後，馬上就趕到了日本。
日本，給我最初的印象同時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似乎在日本社會總是彌漫著一種深入骨髓的矛盾和悖論。當我產生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正坐在從上野開往東京的上越新幹線上，我的心充滿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惆悵和些許的沉重。也許是繁忙報道工作結束之後的慣性失落？我不得而知，然而我確切明白的是，我的手中正捧著一本村上春樹的英譯本小說——《Sputnik Sweetheart》。這是我專程到東京新宿書店購買的，我一貫相信，了解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格，小說是最好的選擇。作為日本為世界所貢獻的尚存人世的最優秀的小說家，村上春樹這本關於女同性戀的小說，則恰好又為我提供了日本人乃至日本社會的雙重性格的證據，我總覺得這是一種獨有的日本式的“變態”(我是在中性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的)。
人，所謂詩意的棲居，在村上春樹眼中，更是被注定要吞沒於宇宙黑暗之中的Sputnik……
［如櫻花般凋零於太空的美麗］
Sputnik是前蘇聯在1957年所發射的人造衛星的名字，尤其是1957年11月3日前蘇聯所發射的SputnikⅡ號衛星，把一隻叫做“LaiKa”的小狗送上了太空，但是這隻第一個離開地球大氣層的生物卻隨著SputnikⅡ的消失而永遠消失在太空之中了。於是單單看名字，就知道“SputnikSweetheart”將又是村上春樹般的悲劇，同時也就是日本所獨有的如櫻花凋零般沉重的淒豔。頗具文學天賦的22歲的姑娘Sumire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一個大她17歲的優雅成功女士Miu，而Sumire的追求者——小學男教師K則因為同時還是Sumire獨一無二的精神知己而成為Sumire有關寫作、愛情和性欲等一切煩惱的傾訴對象。於是這名女同性戀者同時和一個女人還有一個男人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三角戀關係”， Sumire在這種彼此都有著充分、徹底精神溝通的欲望煎熬中思考、反省乃至人格分裂，最後的結局頗有隱喻的味道。Sumire在和自己的“戀人”Miu在希臘的某個小島上度過了柏拉圖愛情般的愉快的4天之後，她深刻感受到了“另一個我”，也找到了從“夢中”尋找“另一個我”的法子，於是就主動選擇了和SputnikⅡ號衛星相似的命運——如林間的暮靄一般神秘地消失了!
故事的內容不是我所在意的重點，我所在意的是村上春樹借用偵探故事的講述手法居然產生了攪亂一潭春水、使人惆悵不已的魔力，水一般的惆悵和柔情，深深糾纏於人生如朝露的悲劇意識!所謂的深刻，大概都脫不了這種對人類一般命運的關懷吧？
然而憑什麼又說其中蘊涵著典型的“日本式的變態”呢？
研究日本的人一般都會閱讀一本書，即肯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肯尼·迪克特用菊花與刀來象征日本人的性格，一方麵如菊花般的優雅有禮，另一方麵則是如武士刀般的殘暴無情。肯尼·迪克特就這樣用比喻的方式形象地勾勒出了日本國民性格中這種雙重特性：天使與魔鬼同時集於一身。我覺得這肯尼·迪克特所描繪的這種“日本式的變態”，主要是日本人針對非親密關係群體時所表現出的特性。而村上春樹作為小說家，更多地表現了日本人在具有“親密關係”尤其是涉及性愛關係的人群中所表現出的特性，其中蘊涵兩大變態因素：異性間的性愛往往表現為柏拉圖式的清純無邪，而同性間的性愛則往往物欲橫流、欲壑難填。總之是違背常理，除了給貼上“日本式的變態”這個標簽外，好像還真難以找到更貼切的標簽。
這種“日本式的變態”，裏麵寄托了作者深刻的思考和體驗，所以讀者會在閱讀的過程中和作者一起難受、惆悵甚至沉重。比如當我讀到Sumire傷心欲絕在黑夜中無語哭泣的時候，讀到Sumire如同在半個世紀前那個搭乘SputnikⅡ號衛星而永遠消失在宇宙無邊的黑洞之中的小狗一樣神秘失蹤的時候，那真是一種無以釋懷的沉重。什麼是美好？什麼是永恒？什麼是快樂？好像一切以往都不是問題的問題都一時間湧現了出來。然後在這種沉重中，我突然情不自禁地想到：其實女人是菊花，男人是刀。甚至一切的人類，都是如同Sumire一般的菊花般的隱喻。
……
在新幹線的高速列車上，乃至在東京飛往德國的飛機上，我始終是在一種略帶沉重的、悵然若失的狀態下讀完這本書的。在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能發明的最先進的交通工具上閱讀這種淒豔的悲劇，是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呢？
既然在日本，還是去看櫻花吧。然而，東京4月無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