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台灣，我總覺得我們拿陳水扁太當一回事了。陳水扁已經是過氣的政治演員了，在美國政界就享有“Trouble maker”的“美譽”。美國人需要一個善於給大陸製造麻煩的小兄弟，所以經常拍拍阿扁的小腦袋，讚許他搗亂有功。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把阿扁看得如此嚴重呢？看看大學生義憤填膺的網絡帖子，我常常是驚出一身冷汗，怎麼現在的年輕人都有點戰爭狂人的勁頭呢？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學學施密特吧——德國前總理，在一次接受新華社德國分社的采訪時，先給對方提了三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陳水扁？然後這位給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總理自問自答說：“中國真正的對手是美國，陳水扁不過是一跳梁小醜而已，為什麼我們要把他看得這麼嚴重，抬得這麼高呢？”
這兩個案例都在說明同一個問題：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發展程度和核心利益。我覺得國際社會上有一股企圖捧殺中國的暗流。舉個例子：德國最近接二連三地發布有關中國的“好消息”，預計中國的GDP將在2008年趕超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德國的《圖片報》最近更是報道，中國還預計將於2008年取代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等等。這些“好消息”著實讓我們大家高興了好一陣，國內有很多媒體也著實地炒作了一把。但是真實情況如何呢？我覺得楊潔篪外長在今年亞歐外長會議上的一番議論足以說明中國的實力其實並不如大家所宣傳得那麼令人振奮。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喜歡講“平均論”，中國的總數大，但是人口也多，這就有兩方麵的作用：任何微小的發展，乘以13億中國人，那就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但是任何巨大的發展，除以13億，那也隻能變成微不足道的東西。最近一名以色列學者Azar Gat在自己一篇題為《威權大國的回歸》(Azar Gat的文章發表在紐約出版的國際權威政治雜誌《外交事務》2007年6—7月號)的文章中，也明確提出：“眾所周知，單純的GDP並不足以衡量一國的實力，僅以此來衡量中國的上升那是嚴重的誤導。”我想起這位教授是因為昨天剛好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看到了對這篇文章的討論，節目以“新的兩個世界”為由頭。受此啟發，我想起了另外一組搭配：“新的三個世界”和“新的兩種製度”，以此來概括當今世界的國際政治新格局，似乎還比較管用。
我說的“新的三個世界”理論，是指巴黎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多米尼克的觀點。當今世界已經被文明的衝突分割成三個世界了——處於發展瓶頸期的歐美，他們因為自身發展的停滯以及正受到其他文明或者威脅或者超越的局麵而正陷入恐懼之中；由於原伊斯蘭極端主義而受到歐美嚴重打壓的伊斯蘭世界，他們和基督教文明正在發生正麵的衝突，一種因為落後而受辱的屈辱感統治著伊斯蘭民眾的心靈；亞洲，確切地說是以中國為主的儒家文明，卻因為歐美和伊斯蘭的衝突而享受著經濟飛速發展的好處，中國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地方。
Azar Gat的“兩種體製”理論，承襲“冷戰”期間美歐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和前蘇聯所代表的計劃經濟，這兩種社會製度之間劇烈競爭的思路，認為目前也出現了兩種製度激烈競爭的新局麵，東亞的資本主義權威經濟體製，已經取代原來的蘇東計劃經濟體製，進而和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展開著激烈的競爭。Azar Gat還認為，由於歐美自由主義經濟體製的低效率，東亞的資本主義權威經濟體製已經成為很多非洲、拉美國家的模仿對象。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經具有製度輸出進而深刻影響世界發展態勢的潛在實力了。所以，Azar Gat說：“單純的GDP並不足以衡量一國的實力，僅以此來衡量中國的上升那是嚴重的誤導。”我覺得他的意思並非是為中國辯解，而是提醒大家要更加關注中國經驗對於西方文明的“致命威脅”。
把“新的三個世界”和“新的兩種製度”理論疊加起來，我們就會有一個一目了然的洞察，在西方看來，中國不僅是美國所倡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獲益者，而且還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衝突的受益者，又著實讓美歐驚心動魄的是中國的威權主義市場經濟還對美歐的製度構成了一種可以取而代之的文明威脅。所以Azar Gat說：“在麵臨極端伊斯蘭的恐怖主義威脅和受到威權市場經濟的挑戰中，後者對於西方才是最致命的。”也就是說，西方在經驗上和理論上已經麵臨完成把中國構造為新的在經濟上、政治上乃至意識形態上全麵對手的進程。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歐美的招式是明明白白地擺在那兒的，用兵家術語來講，就是“驕兵之計”。我覺得歐美的政策製定者一定讀過司馬光的文章：“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你有了點錢，有了點實力，還喜歡顯擺，那好，我就讓你舒服，請你來顯擺。其招式其實很明顯而且也一以貫之，提升中國的發展級別，要求中國盡量以發達國家的身份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這是很有誘惑力的，當中國民眾徜徉於世界旅遊名勝之所，享受著歐美人以發達國家國民呼之的待遇，炫耀著恐怕連最富裕的國家也不敢想象的“不求最好但求最貴”的消費檔次，那種揚眉吐氣的誘惑，誰能抵擋？
恐怖“逼進”德意誌？(2006年8月25日 05：23：47)
“我們為什麼要去伊拉克？那場戰爭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克勞斯先生，我的駕駛教練，義憤填膺地嚷嚷道，“你看，默克爾(德國現任女總理)就在那邊演講，我要去……”克勞斯雙手在自己嘴邊合成一個喇叭：“我要去噓她!”8月24日下午，我去駕校找教練討論考駕照的問題，正好趕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女士在附近的教堂裏演講。於是，我的教練，一個德意誌普通的工人，指著默克爾演講的教堂發出了這通隻有我一個聽眾的演講。
［德國的警察擁有良好的社會聲譽，但是他們在恐怖襲擊下同樣的無奈］
德國社會正在不安之中。正如克勞斯先生所言：“美國人要‘命令’我們德國人去中東打仗!”這個問題的主要落點還在於，恐怖襲擊的陰影正在威脅習慣於平靜生活的德國公民。
2006年7月31日，在德國一輛駛往愷撒的區際列車上，一個不明包裹引起了人們的恐慌，警方迅速封鎖了現場，打開包裹，的確是一枚人造炸彈，隻是由於工藝粗糙，沒有引爆而已。同一天，在另外一輛區際列車上也發現了相同的爆炸物。
8月中旬，一名嫌疑人被警方逮捕。他是一名黎巴嫩留學生，現年21歲。警方宣布，還有一名嫌疑人在逃。盡管市井依然繁華如故，但是一向以治安良好而自豪的德國人再也找不到置身事外的悠閑之感了。隨後，漢堡、科恩、科布倫茲、路德維希夏芬、馬戈德堡等等火車站接連發生炸彈虛驚事件，已經有人呼籲建立列車警察部隊(德國的列車上沒有警察)。
媒體的反映彙總了輿論的走向：
“在德國，恐怖分子幾周來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接近勝利!”這是德國《明鏡》周刊的一個結論。現實的未遂襲擊，引人聯想，從英國泛起的“飛行恐怖”正在逼近德國!德國什麼時候將遭到恐怖分子的再次襲擊？請注意，已經沒有人問是否有恐怖分子襲擊德國，而是直截了當地詢問，何時德國也將上演一場“成功的”恐怖悲劇？
這也是8月22日《明鏡》雜誌的主體文章。文章的結論是肯定的。
事實和臆斷都在支持這個結論。德國有關部門透露，美國“9·11”之後，針對德國的和伊斯蘭恐怖勢力有瓜葛的嚴重事件已經發生過三起：
第一起，2002年，恐怖分子企圖襲擊柏林的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在柏林和魯爾區的工廠，未果。
第二起，2003年，一夥恐怖分子企圖在柏林的一個抗議集會上發動攻擊，也未果。
第三起，2004年年末，德國情報部門偵破了一起由伊拉克庫爾德人策劃的企圖針對當時的伊拉克總理Iyad Allawi的暗殺。
盡管這三次事件都被警方成功阻擊，但是《明鏡》不無焦慮地指出：正如恐怖分子所言，你們要保衛自己，必須預防一切襲擊；而他們，隻要有一次襲擊成功，就是勝利!也就是說，對於德國人而言，恐怖分子1％的成功概率就完全可以抵消傾全德國100％的安全努力。德國人焦慮啊：我們還能幸運地製止下一次恐怖襲擊嗎？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之下，曾幾何時，身為西方人的驕傲已經不知不覺中正在轉變為身為西方人的無奈!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恐怖襲擊實際上就是文明間的戰爭(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恐怖分子將針對一切反對黎巴嫩、支持伊拉克現政權的勢力發起攻擊。在此邏輯之下，《明鏡》哀歎德國在恐怖之眼的掃視下，實在是難以獲得安全感：首先，盡管德國目前在伊拉克還沒有派軍隊，但是德國在幫助伊拉克現政府訓練警察隊伍(據說默克爾政府很可能派兵)；其次，德國是以美國為首的反伊斯蘭聯盟的核心盟友；再次，德國出於特殊的曆史，從贖罪的心態出發，對以色列給予了特殊的支持。“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也隻得無奈地斷言德國被襲擊的可能性實際上是很高的：“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是恐怖分子的襲擊對象!”
德國的這種無可奈何，同時也是世界安全格局的無可奈何。如果把歐洲比做世界城市，中東、非洲等比做世界農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恐怖分子發起的襲擊，正是一場世界範圍內的“農村包圍城市”，其戰役主要方式是遊擊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一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反正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所以勝敗如何，並非簡單地從實力對比就可以判定。乞丐和龍王比寶，自然比不過龍王，但是打不濕也曬不幹的乞丐，卻絕對叫龍王頭痛!
8月21日，“7·31驚魂”的另外一個策劃實施者在步出一家小飯館時被德國警方抓獲，盡管此君和他的同伴一樣同樣使德國人感到莫名詫異——兩個人居然都是在德國留學的文弱書生。但是，這個消息，也許至少可以稍微緩解德國人初嚐“恐怖遊擊戰”的無可奈何。
學習德國女總理好榜樣(2007年10月3日 19：22：03)
最近中德關係很鬧心，德國女總理默克爾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9月23日在總理府這個德國議事的公共朝堂“私下”會見了達賴。而尤為讓憤青們鬧心的是，根據屁股決定腦袋的鐵律，政府的態度支配了媒體的立場，一向以客觀公正自詡的德國媒體，嚴肅者如《明鏡》周刊之流，在2007年第35期以很大篇幅刊登封麵文章，對中國大肆撻伐，它再次嚴肅宣稱：在德國學習生活的中國留學生、學者以及駐外記者，多數都是“政府的間諜”。其他小報類的媒體就更有意思了，德國人的麵包漲價了，那是因為“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中國人吃麵包鬧的；德國人的牛奶漲價了，那也是中國人喝牛奶鬧的。反正隻要是不好的事情，那肯定能和中國扯上幹係。
［武裝士兵所表達的禮遇永遠都是發人深思的］
很多人生氣呀。在9月27日的我駐德大使館國慶招待會上，有人問德國來賓：“為什麼默克爾不惜以損害中德關係為代價，也要堅持在總理府會見達賴？”對方答曰：“我們為什麼要聽中國人的？”
是啊，德國人做事情，為什麼要聽中國人的呢？“你做你的事，由他說去唄”，10月2日和柏林的一位中國教授聊天的時候，對方脫口而出，“人家愛幹什麼，咱不用去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向默克爾學習”。
向默克爾學習？學習什麼呢？默克爾總理在接見達賴前，特地抽空去了一趟中國，盡管她對中國批評有加，但是我們給她的待遇高啊，好吃好喝地供著，可謂賓主盡歡而去。但是默克爾有原則啊，糖衣炮彈打來，把糖衣吃了，把炮彈打回去——該幹嗎幹嗎，我做我的，你愛鬧不鬧，為什麼要聽中國人的？
仿效德國女總理，我們是不是也該捫心自問：我們為什麼要在意德國人做了什麼呢？從根本國家利益來看，德國從來就和中國不在一條船上，根本利益分歧巨大，根本不應該指望德國人對中國有過多的善意。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對德國人的善意有了過高的期待呢？是德國人過去所表現的善意嗎？
“那不是善意，那隻是施舍!”在中國咿呀學步仿效西方的市場經濟之初，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美發達國家的確對中國表現出了“極大的善意”：給資金、給技術、給市場，甚至還賣給一些過氣的“先進武器”，等等。於是我們有時候就忘了我們是黑頭發黃皮膚，以為我們當了“香蕉人”，人家就拿我們當自己人看了。別忘了，當時有一個蘇聯存在，歐美不過是給些施舍以換取中國和蘇聯的冷戰。看看歐洲的智囊說些什麼：“警惕中國，中國正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中獲取利益，在恐怖主義和威權市場經濟的威脅之中，後者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的致命威脅!”所以我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西方的善意，那在本質上隻不過是一種施舍，當能換取到他們所期待的好處時，他們會格外開心地配合中國的需要；一旦覺得中國越來越成為有實力的競爭對手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紅地毯所代表的恐怕不僅僅是善意］
所以我們應該向德國女總理學習。
學習她什麼呢？首先就是要學習她滿不在乎的大家風範。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奈德在最近的一次媒體采訪中說了這麼一句：“中國的自信心增長得比什麼都快!”其實此言謬矣!實際上中國在一段時期以來表現得極端不自信。僅以媒體為例，無論國內有任何問題，總是要求找外國人給以“正麵評價”：中國舉辦奧運會，要找金發碧眼的洋人在鏡頭前表揚我等辦事踏實；中國將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了，務必要找幾個純種日耳曼人，對中國超越自己的祖國要“表示由衷的高興”；中國越來越強大了，一定要找幾個有影響的洋學者什麼的對中國的強大表示“發自內心的歡迎”；等等。盡管這種苦苦尋求表揚的內在原因很複雜，但是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太在乎別人的看法了，似乎已經到了需要從別人的評價中獲取自信的地步。但是為什麼要在乎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踏上全球化的快艇，急於向西方表白自己已經是和他們上了同一條船呢？其實何必呢，中國有一句古話：隨遇而安。就算大家已經在全球化的同一條船上了，但是沒有人說西方歐美就是船長啊，既然不是船長，那還有必要自封船員而去煞費苦心地去博取洋人的歡心和表揚嗎？德國有個偉人說了這麼一句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默克爾正在身體力行之，我們為什麼不學學呢？
其次要學習默克爾我行我素的辦事風格，任你好話說盡，我還是自有主張。在這裏生活的華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德國社會缺少人情味，辦事情一板一眼，不會通融。默克爾正好代表了這種典型的日耳曼風格：朋友再好，公事還得公辦!何況人家並不拿你當朋友!學習默克爾，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硬朗做派可為楷模，從烏克蘭橙色革命到英國的俄羅斯克格勃命案，從導彈防禦體係到俄羅斯遠程轟炸機恢複巡航歐洲，等等。普金似乎以前也很在乎歐美的資本主義前輩，似乎也曾把自己看做剛擠上歐美所發動的全球化這艘航船的新人。可是，似乎歐美也沒有給他好臉色。所以俄羅斯人的強悍就促使普京逐步和歐美針鋒相對起來，彼既我行我素，我也以施彼道還施彼身，咱家也愛幹嗎幹嗎。
重要的是，就像默克爾很少對對手抱有良好幻想一樣，我們切不可抱有良好幻想。西方已經完成對中國的重新定位，中國作為西方的強勁對手的定位已經成形。西方智囊劃分了新的三個世界：基督教文明區、伊斯蘭文明區和東亞儒家文明區。目前的大態勢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極端勢力普遍衝突，中國人在漁翁得利，這種判斷構築了西方的基本心態之一：妒忌。此其一。其二，中國的經濟成功經驗被西方智囊總結為“威權資本主義”的成功，這是比恐怖主義還要可怕的東西，因為恐怖主義還在西方的社會基本價值框架內掙紮，而“威權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可以有效模仿的社會製度，這種判斷構築了西方的基本心態之二：恐懼。“嫉妒＋恐懼”的心態已經取代了把中國作為弱者的施舍心態。默克爾的所有動作都是在西方完成這兩步基本定位之後發生的，所以其實並不是孤立的。我敢說，默克爾損害中國感情的行動並不是結束，而隻是歐美世界今後一係列為遏製中國的發展而采取的措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