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德國是一個挺傲慢的國家。他們拒絕外界的變化就如同拒絕幼兒園增加些許費用一般的頑固。
他們不少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就是如此。
德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人到底是什麼形象？我說不好，還是講兩個實例吧。
12月5日到柏林市腓特烈大街警察局外國人事務處辦理探親經濟擔保，我第一次領會了什麼叫“居心叵測”!在一般人看來，專門管理外國人事務的機構，應當安排會說英語的工作人員吧？但是恰恰錯了，警察局的這個外國人事務部門居然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接待我的小夥子就一句都不會。按照警方規定，我必須出示我的收入證明、居住證明和銀行賬單，才可能獲得我想要的擔保單。於是我出示了相關證件，但是小夥子偏偏不相信我的收入證明，提了很多問題。我告訴他可以查看他自己的電腦，我已經到這裏辦理過兩次相同的證件了，電腦裏有我的資料，我今天出示的資料和上次的沒有區別。但是沒用。於是我給他看德意誌銀行的賬單，給他看赴任時台長親筆簽名的資信證明函(英語)，但是還是沒用……我的德語實在表達有限，他則英語統統地不懂。最後沒有辦法，我到辦公室外麵找到一位也來辦事的留學生，請他幫我當翻譯。小夥子很熱心，但是他進去沒幾句就和那位辦事員爭論了起來，小夥子問他為什麼專門辦理外國人事務的部門，沒有人會說英語？德國人很在理：“這是在德國!我為什麼要說外語？”事情還是沒有進展。我有些著急，幹脆把德意誌銀行給我辦理的信用金卡(我的意思是，關於我的資信問題，德意誌銀行恐怕比警察局更在意吧？)也展在桌麵上給他看。他看見金卡時驚呼了一聲，僅此而已。然後還是堅持不給辦理。我失望之極，準備起身離去另外想轍。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卻發生了，這個德國人卻招呼我坐下，拿出文件來表示要給我簽發!我當時那個喜出望外，“看來運氣還是不錯啊”!激動之下用德語連講了三聲“Vielen Danke(非常感謝)”!此人很受用，我自然也高興。我臨時請來的“翻譯”見事情出現轉機，也就道別離去了。
然後我就拿了那個花花綠綠的文件高高興興地回駐地了。但是回想起在警察局的經曆，心裏總不踏實，於是拿起文件來仔細核對。這一看，頭“嗡”的就大了，在警方關於我是否具備可靠資信的四個選項中，此人在“資信不可信任”一欄劃了鉤!厲害，這簡直是釜底抽薪哪，如果我把這個“擔保”稀裏糊塗地就寄回德國在北京的使館，那後果不堪設想。那個德國小夥子怎麼如此居心叵測呢？如果德國駐華使館看了這份“擔保”，就算在那裏掛號了，恐怕不僅使這一次，以後我也別想再邀請家人來了。我把這件事情講給朋友們時，大家都感歎，不給辦事就算了，居然還來這麼一手，斷其後路啊!而一些德國朋友也搖頭，既然已經發給擔保單了(一般的情況是凡是被認為不合格的，根本就不會發給擔保單)，還有必要來一個“資信不可信”的結論嗎？德國人也感歎這事兒不合邏輯，典型的“德式官僚主義”!但是問題必須解決啊，於是我找了使館新聞處的張參讚，請他為我出具了一份證明，然後再邀請一位德語流利的朋友，在12月7日又趕到了警察局。這次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士，她給我辦妥了擔保，但是條件是我必須再交一次費。完事後很鄭重地叮囑：以後再來辦事，所有文件必須是德語寫的，收入證明一欄必須換算成歐元(我們工資開美元，所以我一般開具美元證明)。“這裏是德國!”她最後說道。
［德國一家華文報紙，豁出去了］
“這裏是德國”，言外之意很明顯，到德國來就得守德國的規矩。首要的是外國人必須歸化德語圈。的確，希望外來人會說本地話，是一種自然的情感，但是據我了解，德國人並不這樣要求他們自己。在中國的德國人，包括他們的外交官，會說中文的少之又少，也是一口英語。他們在別人的土地上並不在乎說本地的語言，為什麼對於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外國人就這麼在意呢？在一個專門為外國人服務的地方都不配備會國際語言的員工，這種不符合常規的情況，除了解釋為一種唯我獨尊的霸道心態，還能作何解釋呢？
其實還真有一種解釋，在語言歧視的背後是成見作怪和對華人的偏見，這種表現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在法蘭克福機場。按照德國以至歐洲的成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向隻配是非法移民和各種不法分子的淵藪。法蘭克福機場對中國人是“情有獨鍾”。最近德國一家華文報紙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當中國的航班剛剛抵達機場，就有數個荷槍實彈的邊防警察堵在登機橋出口，嚴查中國旅客的護照簽證等證件。”要知道，機場國際隔離區屬於公共地帶，本國警察對外國人沒有執法權的，但是這種國際慣例對德國人明顯不起作用。“而此處的‘特色’檢查，僅僅針對中國，對於同機抵達的歐美旅客則網開一麵”(其實據我了解對日本人也是網開一麵的)。我看到這段文字特別有同感。其實不僅僅是抵達，離開法蘭克福時更加讓人屈辱。還是一個親身體驗。去年我送家人離開法蘭克福，頭次來嘛，買了不少德國貨。德國政府為了鼓勵外國人消費，實行機場退稅製度，短期旅行的外國人，但凡在德國購買商品，都可以獲得最高16％的退稅。於是我們到了機場先忙著退稅。有歐美人、有亞裔人，歐美人一律免查。而最讓我覺得恥辱的是，那個執行檢查權的德意誌男人，連眼皮都懶得抬，嘴皮都懶得動，端坐在櫃台後麵，小指頭微微一動，那意思你就得趕快開箱倒櫃，然後他極不情願地踱到行李箱前，冷冷地以含混不清的輕蔑語氣要你按照購貨單一一出示所購商品，間或以審問犯人一般的口氣從鼻腔裏悶出三兩個單詞。那個感覺，你不是在根據德國的法律享受購物退稅的權利，而是這位先生在輕蔑地、很不情願地給你施舍!這種嘴臉甚至使我聯想到了《辛德勒名單》中專門掌管焚屍爐的納粹。
類似的遭遇，周圍的華人朋友多少都曾經曆。
其實德國給我的印象一直還是不錯的，我也結識了一些很可愛的德國朋友。每次閱讀歐美同學會所編印的《留德追憶》，看到季羨林、李國豪、路甬祥等老學人對德國友人和德國友善舉措的回憶，自己也會有一種感同身受的感覺。但是，瑕不掩瑜，瑜也兜不住瑕。可以想象，惡劣對待中國人的德國人，他們的頭腦中的確存在著關於中國的惡劣想象。而據我的體會，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東西在發揮作用。似乎有一個感覺——當中國還很貧弱，德國經濟很好的時候，德國民間對中國人似乎更有善意；而當他們發現到德國的中國人逐漸衣著光鮮了起來、神情逐漸挺拔剛毅了起來，對德國以至對歐洲的先進發達也逐漸見多不怪的時候，一種因為強者地位受到撼動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就油然而生。一句話，習慣了俯視中國的某些德國人，的確還沒有意識到應當平視中國人。
這其實是一種深層的觀念革新，德國人連商店延長營業時間都要折騰好長一段時間，更何況要他們改變一種習以為常的傲慢與偏見？不過不必著急，孔子說了：“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中國是比以前有所發展了，但是中國整體實力和德國的差距恐怕還不是十年、二十年能趕上的。我們可以因為受到不公正對待而憤怒，但是我們絕對沒有自以為是的權利。學學歌德吧，中國還是要埋頭苦幹發展經濟，“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2007年的第一場雪和新的“三個世界”(2007年1月31日 05：44：30)
2007年1月24日抵達達沃斯，終於見到了久違的雪花，大片大片地從天而降，天地頓時籠罩在一片銀色之中。這個冬天太溫暖，以往再尋常不過的雪花成了歐洲人久盼不來的心痛，叫嚷了整個2006年冬季的“暖冬”，終於可以獲得稍微降溫的冰涼。整個西歐都將記住，1月24日，迎來了2007年的第一場雪。
歐洲下雪，跟中國人有什麼關係？
“中國對歐洲的暖冬要負責任”，這是柏林一位出租車司機的原話。2006年12月中旬，我打車去德國電視二台(ZDF)傳節目。司機得知我來自中國，就衝我來勁了：“整個冬天都沒有下雪，愉快吧？”我剛開始還沒有反應過來，“噢，沒有雪花的冬天，很沒有意思。”“噢，那你們中國人還不采取措施？”我這時聽出一些火藥味來，也上了火：“歐洲不下雪，關我們什麼事？”“你們消耗了那麼多的能源，排放了那麼多的廢氣，暖冬就是你們造成的!”我心想，出租車司機畢竟是普通百姓，還是要耐心解釋，“中國人有權利發展自己的經濟吧？中國人有權利要求吃飽肚子吧？至於消耗能源，有發展就必須消耗，我們也在想辦法啊!”出租車司機一臉的不屑：“印度，印度也在發展經濟，為什麼印度沒有消耗那麼多的能源？”我有些生氣：“你去過印度嗎？你知道印度的絕對貧困是什麼概念嗎？你總不是為了你們自己的好日子，就讓中國人再次挨餓吧？”
這種爭論一般沒有結果，並且隨著我到達ZDF而結束。歐洲不下雪，歸罪於中國的發展，這已經不是一種簡單的怨氣，根據筆者的親身體驗，在看似有理的叫囂聲中，潛藏著歐美內心巨大的焦慮和恐懼。歐美尤其是歐洲，麵臨亞洲尤其是中國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感到了莫大的壓力和失落，一種優越地位正在喪失的焦慮，導致了一種夾雜著嫉妒與無可奈何的偏見。
來自巴黎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多米尼克準確地表達了整個歐美的這種複雜心態。多米尼克是巴黎國際關係研究所的高級顧問，他在2007年第一期《外交事務》(美國的著名外交學術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激情的衝突：恐懼、屈辱、希望和世界新秩序》的文章。
多米尼克根據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認為基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穆斯林的伊斯蘭文明和亞洲的佛教、儒教之間的互動磨合，仍然是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格局。但是和亨廷頓不同的是，他認為文明的衝突已經把這個世界分裂為基於不同情感的三個世界：在恐懼支配下的西方世界、在屈辱感支配下的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一個充滿希望的亞洲。
恐懼是目前西方世界的基本情感。恐懼主要來源於以下四個事實：第一，歐洲富國驚恐地發現自己正在被南方的窮國一步一步拖入貧困的深淵。這其實是多米尼克對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表述，南北差距的擴大，已經開始在直接威脅富國的利益了，“最近在摩洛哥，幾個想進入一家西班牙富豪莊園而被電擊致死的非洲人，使人們回想起不久以前那些因為想投奔西德而被射殺的東德士兵……所不同的是，今天那些非洲人是因為他們想逃避絕對貧困的命運而被獵殺的”。第二，歐洲人對伊斯蘭勢力感到極大的恐懼，擔心歐洲大陸最終被演變成“歐拉伯”(“Eurabia”，是多米尼克自己拆解“Europe”和“Arabia”而發明的一個新詞)。第三種恐懼則來自於經濟上被人超越的潛在趨勢。“歐洲人被籠罩在巨大的恐懼之中——擔心歐洲最終會變成一個現代的、如同威尼斯一般的巨大的博物館，隻能吸引遊客和退休的人，不再是創造力和影響力的中心。”最後，歐洲人還生活在被外來勢力統治的恐懼之下，這種外來勢力或者是美國或者是歐盟。這些恐懼可以用一句話來表達：歐洲人甚至已經感到無法控製自己的命運。
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但是這種相同的恐懼，在歐洲和美國造成了不同的反應。歐洲表現為一種逃避主義和苟安心態，民族主義的重新興起以及歐盟憲法的受阻，就是這種恐懼心態的直接反映。美國則變現為咄咄逼人的進攻姿態，擊垮塔利班，絞殺薩達姆，實際上一連消滅了兩個國家。但是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勢觸動了很多人的奶酪，使得美國四麵樹敵，甚至連歐洲都不買它的賬。
屈辱感是困擾阿拉伯世界的主要情感。在阿拉伯人看來，納粹對以色列人的大屠殺，正是基督教文明的“邪惡”本質的極端表現。但是，歐洲人造的孽，其後果卻要由阿拉伯世界來承擔，以色列的建立是在驅逐原本居住在中東的阿拉伯人基礎上實現的。“西方基督教殘殺猶太人的野蠻行徑，卻要不公平地由東方阿拉伯世界來補償。”但是和分離西方的恐懼感所不同的是，這種屈辱感是團結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因素，並構成了目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主要根源，成為驅使極端勢力反對西方的主要原因。
亞洲是唯一充滿希望的地方。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矚目。2005年6月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的“中國1662—1795：三位皇帝”展覽，集中反映了中國人的心理，“該展覽的核心是一幅巨大的18世紀的歐洲風格的圖畫，畫麵的內容是外國的使節朝覲中國的皇帝”。印度在現代曆史上也是第一次以一個獨立和重要的力量登上國際舞台，“印度的精英甚至比中國還要驕傲和自信”。但是多米尼克指出，亞洲過去的仇敵之間能否像歐洲一樣實現和解，這是影響亞洲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多米尼克把全球區分為恐懼、屈辱和希望三個世界，不由自主地使人聯想到“三個世界”的國際政治理論，所以我把多米尼克的理論稱為“新三個世界”理論。
在多米尼克的三個世界中，恐懼、屈辱和希望這三種情感區之間充滿了鬥爭和矛盾：歐美在恐懼中被分裂；阿拉伯在屈辱中走上極端主義的對西方世界的複仇之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就是西方和伊斯蘭衝突的微縮景觀；隻有亞洲在經濟發展的樂觀景象中充滿了希望。但是多米尼克多少有些酸溜溜地指出，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導致了西方普遍的恐懼，但是亞洲卻在這種衝突中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和活力。“在被恐懼主導的力量和被屈辱主導的力量之間的衝突中獲利的，正是充滿希望的旁觀者，它因此可以集中精力為自己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
多米尼克的酸味，在歐洲2006年的暖冬中不斷發酵，居然在2007年西歐的第一場雪中，發酵成了要中國為暖冬負責的雪片，紛紛揚揚地降落在一個被恐懼控製的古老大陸上。於是另外一個同樣古老的文明遭到了武斷的指責。“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作為中國人，其實用不著憤慨。因為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無論是誰，一旦親眼目睹自己的強者地位正在被無可奈何地撼動，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悵，還是要允許人家發泄一二的。歐羅巴一直是一朵人類文明的豔麗花朵，縱使英雄末路(況且是否末路，還很引人爭議)，也當存三分俠氣，保全對手幾分體麵。是為大俠乎？
(引文均出自Dominique Moiesi：《激情的衝突：恐懼、屈辱、希望和世界新秩序》，載《外交事務》，紐約，2007年第一期，第8—11頁。)
德國前總理嘲笑陳水扁不過是跳梁小醜(2007年8月12日 07：40：00)
［歐美以複雜的心態注視著中國的發展］
最近有一連串事件讓我們很鬧心：馬上要開奧運會了，但是在中國台灣的陳水扁卻要“加入聯合國”；中國製造在美國先遭遇了“貓糧事件”，接著遭遇了上百萬件玩具被強製召回的“玩具門”事件；在歐洲又發生了華晨的“碰撞門事件”(華晨汽車選擇世界上最強大的汽車生產國德國作為自己企圖打入歐洲市場的橋頭堡，德國人買了他們兩台車進行碰撞試驗，結果顯示：華晨的汽車在車速達到49公裏時就較易發生車毀人亡慘劇)；德國不來梅市公開出售辱華T恤衫等等。一向因經濟飛速發展而自覺“風景這邊獨好”的國人，在這一係列“意外”的事件衝擊下，似乎有些發懵，這些事件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國際社會不自覺甚至有意地在軟性“遏製中國”？
［在備顯榮光的禮遇中，其實是刀光劍影］
對有關情況作出清醒的戰略判斷是肉食者的職責和義務。但是一如我等淳樸憨厚的老百姓該如何處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話題，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王朔的一句冷幽默：無知者無畏。
先說華晨的事情吧。華晨的汽車碰撞門事件，多少看起來很有一些悲劇主義的色彩。這是一場注定會遭遇挫折的挑戰巨人賽，華晨進軍歐洲汽車市場的第一站首選汽車業的巨無霸——德國，這種挑戰世界冠軍的雄心的確讓人傾服，但是這種無謂的犧牲精神又著實叫人扼腕歎息，是無畏還是無知？第一個吃螃蟹是一種光榮，但是這種光榮要建立在充分估計對手和自己的實力基礎之上。我建議大家再認認真真地學習學習“毛選”，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論述紅軍和國軍打遊擊戰的必要性時，一再強調：紅軍比之裝備精良的國軍，那是乞丐和龍王比寶，硬碰硬注定要頭破血流的。但是有什麼用呢？不光當時的“左”傾領袖不聽勸告吃了苦頭，而且在事隔幾十年後不是還有人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