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清代袁枚的《隨園詩話》，開首第一篇文章便說：“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誌。”他舉了不少例子：漢光武帝劉秀還是一個小混混的時候，和朋友李通因為逃稅而和嚴尤打官司；當時嚴尤很奇怪地盯著劉秀看了一看，這一看使得劉秀非常激動，他回去就對李通說：“嚴公竟然看了看我!”未來的皇帝竟然因為嚴尤漫不經心的一眼而激動不已啊!還有一個例子：韓信當小兵的時候，有一個看麵相的說他以後肯定封王，韓信大怒，咱家能弄個排長當當就不錯了，有這麼拿人開涮的嗎？暴怒之下一拳就把看相的打得鼻血長流。當然了，這屬於雜家野史，正史是不會收錄的。
但是不知怎麼著，我卻想到了9月7日在漢堡的一個場景。
［我總覺得中國的教育，就如同穿上神袍的布什，味道怪怪的，嗬嗬］
在漢堡采訪某中資集團老總時，隨意間談到了他的兒子。這位老總很自豪：“孩子跟我在美國、德國奔波，有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德語，漢語也不錯!”“那是精通三國語言的國際性人才啊!”“16歲，身高1米95!”“那你一定對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不管他，他自己想做什麼由著他。”“那他自己呢？一定自視不低吧？”“孩子自己也沒有非要做什麼大事的念頭，自己適意就可以了!”在一旁的朋友也接嘴說：“歐洲的孩子們都很自治自主的，隻要自己喜歡，他們以掃大街為理想都很正常，也沒有人覺得奇怪。”
歐洲人不以為怪的事情，在國內恐怕就有點行不通。不少家長就會說了：能教孩子這麼沒出息嗎？應該教導孩子從小就胸懷大誌，長大後幹一番事業，怎麼能容忍孩子這樣自甘“墮落”呢，這不是在害孩子嗎？
這就是中國的教育傳統和歐洲教育傳統的區別。中國的家長，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往往是“為子女做主”，孩子的職業選擇，絕對不僅僅是自己個人的事情，還擔負著延續父母的理想、光大家族的聲譽的重任，所以中國孩子必須得、隻得從小就“胸懷大誌”，其實發展路徑在娘胎裏就已經被製定完備了。歐洲的家長更加讚許實踐孩子們真正“自己做主”，孩子的興趣愛好一般由著孩子，孩子有什麼誌向也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長多半不會幹涉，所以似乎歐洲的孩子不用背負家族、父母的重托，活得更兒童本色一些。如果考慮到，如同袁枚所言，成就事業其實往往和少小立有大誌沒有什麼必然的聯係，似乎歐洲人的教育方式就更加自然，更加符合人的基本特性。
我老是覺得，我們的“少有大誌”，我們的“胸懷天下”，其實是一種等級意識支配下的集體無意識。中國雖然經過了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但是社會的等級思想其實根深蒂固，無所不在。一切都分高低，所有事物都有貴賤。試舉例，“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是身份的等級意識；“交友無不如己者”，這是個人能力的等級意識；“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職業的等級意識(以記者這個行當為例，在西方，當人們稱呼你“cameman”的時候，是不帶身份高低的等級區分的，隻是表明這是你的職業而已。但是在中國，我曾經聽到過這麼一個喟歎：“我們家的孩子還可以，隻是老三在電視台幹攝像，沒什麼出息!”也就是說，在記者的行當裏，記者編輯在一幹人眼裏，還是拿得出手的，但是做攝像，似乎就低人一等。類而推之，盡管劉少奇和清潔工人時傳祥握了手，但是並沒有改變這個職業在一般大眾眼中的“低賤性”)。
這種根深蒂固的等級製度和等級思想，乃是今天教育的症結所在。說什麼應試教育不好，搞什麼素質教育粉墨登場，如果不意識到並采取切實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不平等的教育在強化著不平等，一切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並無多大區別。
應試教育就是典型等級化教育。學校分重點非重點，學生按照分數劃分身份，學生間的自然差別通過這種劃分固定成涇渭分明的兩個尊卑不同的階級：精英人群和非精英人群。在理想以及世界觀教育方麵，更是明顯的等級化，要“胸有大誌”，要“誌存高遠”。言外之意是不僅人與人之間是分尊卑貴賤的，人的念頭之間也是尊卑有序的，誌向之間也是等級化劃分，以總統、總裁、科學家、音樂家、冠軍夢等社會領導角色為誌向者，自然就顯得比想當工人、農民等誌向要高人一等。說應試教育圍著分數轉，忽視學生的素質，其實是不得要領。應試教育其實是等級的階梯，是學生攀登社會等級製度的直接工具。分高者升堂入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分低者打入社會底層，幾世不得翻身。所以談教育改革，不改變三百六十行的等級製度和職業尊卑觀念，有什麼意思呢？
新近登科的素質教育，其實也是在教育等級製度裏打轉，解決的是怎樣培養更全麵的等級製度攀爬者的任務，壓根兒沒有涉及職業的尊卑現實和就業歧視。根子裏還是精英思想，孩子們平凡的崗位誌趣在學校裏其實是受到壓抑的，總有一種氛圍，使醉心於甘當“小人物”的孩子們，覺得自己的誌趣上不了台麵，因而羞於啟齒。所以實際上素質教育改革盡管吵吵嚷嚷，我看還是隻能落得個落荒而逃的下場。
所以我們的教育體製，在社會等級意識和職業尊卑規則的支配之下，不僅沒有通過教育使得受教育者獲得過愜意生活的心理資源，反而會把學生原本尚存的一絲寧靜之心攪得個亂七八糟。經過學校精心教育的孩子，從小就知道有些“高貴”的目標值得終身孜孜不倦地追求，而有些“低賤的職業”隻是為“低賤者”準備著而高貴者是不齒的。“要有乘風破浪之誌”，於是孩子們就憋足了勁要做大事，要做重要的事情。受此熏陶的孩子們眼中，除了治國、平天下等等可以聊以算得上還值得自己親自動手的大事之外，是目無餘子啊!但是真實的情況是什麼呢？社會能提供那麼多做大事的職位嗎？社會能提供那麼多機會讓擁有“淩雲壯誌”的孩子們一展身手嗎？不能!真實的情況是99％的人都必須接受平凡的崗位並從事平凡的工作。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舒緩社會壓力的製度，但是，我們的教育卻在把千軍萬馬往獨木橋上趕，在給社會製造壓力。
多數人必須接受甘於平凡的命運，但是我們的文化、我們所鼓噪的教育，卻在不遺餘力地製造職業的不平等觀，製造身份、學識、地位、財富等等(凡是一切可能有差別的地方，都要固化、強化這種不平等的意識)，並且使得整個社會根深蒂固地相信，唯有高貴的職業才是有價值的，才是值得追求的。所以我們的教育得到了什麼？輕視平凡、好高騖遠的產品——當代驕子(20世紀80年代的說法，現在已經過時了，暫時借用一下)。孩子們感慨自己空有抱負無人賞愛，而社會則喟歎大學畢業生多是“眼高手低”，期望值過高。其實焉知這一切都是社會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怪得了誰啊？
以我在德國的感受而言，胸有大誌者也不在少數，但是想當總統的人並不覺得自己比想當清潔工人的更重要，尤為重要的是，周圍的人不這麼看，當事者本人也不這麼看。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社會其實患上了一種等級尊卑症。如果這種等級製度就是封建遺毒的話，那可真應了一些專家的預言：當前最大的任務是清除封建遺毒。但是我感到疑惑的是，一些專家筆下的封建曆史是不是一個曾經發生過的真正的曆史？像劉秀的沾沾自喜和韓信的匹夫之怒，在這些專家的筆下恐怕是難得聽聞吧？
願天下英雄盡入彀中——解讀2008年春晚(2008年2月8日 09：13：25)
2008年“春晚”我是在柏林時間白天看的。看著華麗的布景和載歌載舞、喜氣洋洋的演員們，我的腦海中卻閃過了唐高祖李淵的一個典故：
李氏父子太原起事時已經是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的時刻。那麼，為什麼李家父子可以在逐鹿中原的諸多武林豪傑中後來居上，最終獲得天下呢？當然原因很複雜，可是李淵這個人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特別喜歡封賞部下。不管是誰，隻要有一技之長，願意投靠他並且為他效力疆場的，他都毫不吝嗇地封以較高的官職。這樣一來，在他的麾下很多人都擁有不低的官銜。於是一個謀士看不慣了，就問他：“官職乃國家公器，為什麼如此狂封濫施？”李淵哈哈一笑：“我給他們官職，我並不需要付出什麼，但是他們卻願意為我賣命，何樂而不為呢？”(在唐代，官和職是相對獨立的；尤其是武將，朝廷可以封以大將軍，但是募兵、備馬、打造武器卻是將軍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說，朝廷通過封賞官職的形式，就可以無償地獲得民間的人力和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