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1章 開國君主李淵(三)(2 / 3)

李淵起兵的戰略是:因勢惜力,發展自己,先取關中,號令天下,進而統一全國。所謂“因勢”,就是因天下大亂之勢;“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勢力為己所用。當時突躍的力量相當強大,“中國人歸之者甚眾”;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是當時實力最強的起義軍。另外割據朔方(治今陝西靖邊白城子)的梁師都,馬邑(今山西朔州)的劉武周,金城(今甘肅蘭州)的薛舉,武威(今屬甘肅)的李軌等,均對李淵構成直接威脅,比較之下,李淵的勢力還比較孤弱,他要興兵起事,必須取得某些外部勢力的支援。為了將成為後顧之憂的突厥轉化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辭厚禮以結交之,甚至許諾:“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戰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給突厥可汗的信不署“書”,而署“啟”,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畢可汗轉而積極主張李淵取隋而代之。他派劉文靜去突照時說:“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當粟,聊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六月)可知派劉文靜去的任務名為借兵,實是聯絡突厥,防止其與劉武周聯合南侵。對李密,他則“卑辭推獎以驕其誌,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水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群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夫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於是他寫信稱李密為“當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講到自己,則稱“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極盡謙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從而心甘情願地為李淵充當“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淵得以乘虛入關,奪取長安。入長安後,他推戴代王楊侑為帝,倡言“廢昏立明”,扛著擁隋的旗號,欲行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事,達代隋之目的,將“弑逆”的罪名留給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應天順人”的新主形象。這些,均體現他因勢借力、以屈求伸、發展壯大自己、成就大業的思想,較當時群雄過早地爭相稱帝高出一籌。

李淵在取得長安後,不但占據了地理上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獨厚,他出身關隴集團貴族,在關中有很大影響,入長安後,可以取得當地人士的廣泛支持;同時,占據京城,挾持隋帝,號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勢,為統一天下建立了最為理想的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軍政兼施、各個殲滅群雄、統一全國的戰略指導思想

奪取長安是李淵統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殲滅群雄、消除割據則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和好突厥,經略西北,鞏固根本;第二階段是消滅關東、江南等群雄,統一全國。基本方略是各個擊滅,先北後南。

李淵入據長安後,曾“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資治通監》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撫手段達到了不戰而勝、拓土徠民的目的。在此後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舉父子之前,他用認親和封官的手段相撫了李軌,從而對薛舉形成戰略牽製;後又派人深入李軌內部,得以不戰而降其地。在平蕭銑後,他命李靖為嶺南道撫慰大使,招撫嶺南96州等,都體現了軍政並用以製勝的策略思想。

當時關東李密與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殺得難解難分。因此,李淵對他們仍采取坐觀虎鬥、以敵製敵的策略,專力對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個殲滅、先急後緩的戰略,派李世民先消滅對長安威脅較大的薛仁杲;在劉武周南犯時,又“悉發關中兵”,派李世民擊滅之。在解除了這些後顧之憂後,才派李世民東出攻打王世充,奪占洛陽。為平定蕭銑,他於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協助趙郡王李孝恭做水戰準備,因準備充分,用人得當,指揮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後又平定了劉黑闥和輔公祏,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很明顯,李淵在戰略上運籌周密,決策正確,用得其人,是取得這些作戰勝利、從而統一全國的首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