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哺育我成長的母性的河。
然而：
南方，南方，你曾被淡化過。
當南方經濟還不夠發達，中原文化意義上的北方文學，幾乎成了判別藝術真偽、高低、深淺的唯一界尺。
南方，南方，你也失落過。
當南方經濟平地崛起，呼喚相應的南方文化的聲音，顯得那樣微弱，那樣缺乏共鳴。
南方，南方，你甚至被壓抑過。
當南方經濟和南方文化展示雙重活力，北方文學的批評標準似乎依然君臨一切。
《商界》（長篇小說）在北方批評家眼中的失寵，是一個明證。
《公關小姐》（電視連續劇）隻在北方觀眾中引起普遍反響，又是一個例證。
《彎彎的月亮》（流行歌曲）先在北方傳唱開來，再反饋回南方，更是耐人尋味。
《潮汐》、《太極印象》、《籮與竹》（現代舞）同時獲得南北專家、觀眾好評，則是正證與反證、驗證與否證的極端例子。
物質與觀念的美妙現狀，是否必然要產生相應的文化精品呢？
南方，不應是經濟的巨人，精神的矮子，文化的矮子。
我們需要活潑新鮮、琳琅滿目的消費文化，更需要建設高層次的文化，和同等需要的高層次文化引導。需要樹起南方文化的支撐點。我們要有南方的交響樂，南方的芭蕾舞，南方的話劇，南方的影視，南方的史詩與巨著。
廣州，非得強化大都市意識不可，非得強化大都市文化意識不可，非得有代表這種意識的重大標誌——具備物質感的空間不可。
廣州，中國南方文化藝術的“維也納”，中國南方文化藝術的“巴黎”。什麼時候，千呼萬喚始出來！
南方對自身的生存狀態、生命意識、觀念品格、精神個性，以及整個曆史過程中的人，要充分孕育、積蓄和升華。南方不是封閉的南方。經濟上，它的商品率與市場率，已加入內外經濟循環，並成為經濟生命線上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文化上，更呈開放之勢；觀念與價值的範疇與取向，在急劇的蛻變中，已具有強烈的現代性和某種超前性與人類性。這裏，正是高揚著民族和國家的“主旋律”與“最強音”。
南方的生活觀察，心靈體驗，人生感悟，審美視角，決不要離開這塊厚土。它提供了多少創造的激情、詩意與畫麵嗬。
此時，我們北方的一些批評家，卻在極力推崇一種所謂“原生態”的“新寫實主義”，要求將審美意識的真實觸角完全庸常化，從而至少是無意削弱了對生活客體存在物再創造的生力。曆史巨大背景的觀照不見了。現實大潮激越的變動衝淡了。與國人的情緒何以同步？生活的敏感點何處尋找？最後，作為表達崇高而無比美妙的理想的文學自身價值也大大傾斜了。即使描寫不幸、痛苦和悲劇，也應該在現實的“陣痛”中進行。“陣痛”的代價是換來指示未來生活走向嶄新的觀念、價值、信仰的誕生。否則，曆史怎能在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合力撞擊下前進呢？
南方更要強化自己的批評意識與批評準繩。南方批評家仍然沒有從北方文化、北方文學許多固有的觀念中獨立出來。從而喪失或淡化了人類至為重要的一種品格——獨立性：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見解與獨立的判斷。南方不僅在創作，還有批評，一定要麵對與首肯自己生存的土壤，在正確借鑒傳統（包括中原文化傳統）和吸取外國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特有的生活觀念與特有的創作、批評觀念。它應該是不折不扣屬於南方的，屬於現代南方的。
而今，如果誰還要輕易地將北方文化、文學的標準來褒貶、界定甚至規範南方的創作與批評，如果我們自己麵對即使不十分成熟，但才氣橫生，或十分優秀地再生、想象與創造了新型南方生活形態、南方生活觀念的作品，也不抱熱情洋溢的扶植態度，甚而挑剔諸多，幼樹何能長成參天大樹，創造豈不要胎死腹中？
在近現代，曾誕生過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遵憲、冼星海、葉挺、葉劍英等一代政治思想軍事文化巨人的廣東，沒有任何時候會像今天這樣，為我們提供了一次如此神聖的曆史機遇，真正有可能造就新一代南方的經濟學家、南方的政論家、南方的新聞評論家、南方的文化學家和南方的批評家了。
南方，母性的河。你一定會哺育出一個強壯的南方經濟與南方文化的新生兒！
1991年8月9日於廣州區莊村
強化南方文化意識
1983年，我提出了“走出五嶺山脈”的文學口號，這是一個“向外看”的口號，寄望廣東省更多作家作品躋身於全國優秀行列。
1989年，我又提出了“建立‘廣派’文學批評”的口號，這是一個“向內看”的口號，旨在構築廣東文學批評獨特的形態、品格、風貌與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