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水於是成為了我日夜牽掛的地方……
5.“真能吃”和“真能幹”的“大胡子記者”
《華夏酒報》的朋友們告訴我，內蒙的成吉思汗酒廠老板楊曉見到《華夏酒報》的記者就打聽“以前你們那個大胡子記者尹浩洋現在哪裏去了？”以前《華夏酒報》不屬於我們煙台日報傳媒集團的時候，很多年輕的酒報記者自然不認識我。於是楊總不悅：“你們都不認識尹浩洋肯定不是《華夏酒報》的真記者……”
後來我們終於在煙台見麵了。我們見麵的興奮和喜悅讓成吉思汗酒廠的人也大為不解——其實，我們以前就是好朋友，原來做瀘州玻璃廠廠長的楊曉，就是因為我的一篇報道而最終成為當年的“瀘州十大傑出青年”並引發了後來他的人生轉變的。
而我們的相遇，因為我當年的“飯量”。
到外地出差吃飯，朋友們都驚異於我的“飯量”。
第二次到瀘州去的時候，瀘州老窖酒廠把我安排在當時瀘州最高檔的南山賓館：我不好意思於他們的熱情招待想獨自活動，酒廠的公關部女王部長就特意安排我到賓館後所有的食宿自己隨意安排——回頭酒廠全部報銷就是了。於是我的早餐就格外豐盛和自由起來。
早餐時，服務員給我上了8個小饅頭，我吃完了後對女服務員說請再上一些饅頭。她又端上來4個——那種兩個可能都湊不齊一兩的小饅頭怎麼能讓我這個山東大漢滿足？我幹脆讓服務員端上了20多個饅頭的大盤子！然後在眾多服務員的驚異眼光中，我拿四川味道十足的小菜做佐肴，風卷殘雲地收拾進了我的肚皮裏——那叫吃得一個暢快！後來我的一個標誌就是“真能吃的大胡子記者尹浩洋”。
沒有打擾地吃飽了，自然工作起來勁頭格外大。於是我很快把應當寫的稿件都寫完了——甚至包括廠方原本以為要寫上十天半月的描寫瀘州老窖人性管理的整版文章。瀘州酒廠的朋友看到“真能吃又真能幹”的“大胡子”這樣精力充沛，就介紹我去給他們的“關係戶”瀘州玻璃廠采訪寫作——他們酒廠的所有包裝瓶子都是由那個廠子提供的。搞好協作關係自然重要。於是我這個“真能幹的大胡子記者”當然派上了用場。
我也沒辜負瀘州朋友的期待，於是相關的稿件在《華夏酒報》發表了，於是順理成章地一些文章後來也被當地新聞界的朋友改編發表在了瀘州當地報紙上。於是就出現了讓朋友們念念不忘的“華夏酒報的大胡子記者在哪裏？”的趣聞。
那時候的我，隻想奉獻從來沒有想著會索取什麼，一心想著怎麼能寫出新聞稿件來，一心想著怎麼能幫助別人多做些好事：這是一個繁忙的年代一個純真的記者純真的故事。
如同老年人很懷念純真的少年時代一樣，現在我也懷念我那純真的瀘州歲月。
6.我和瀘州紀念碑的故事
現在的煙台人，少有知道我當年是華夏酒報的記者。但是當年在四川的瀘州，卻是有很多的當地酒行業的人和當地的百姓知道我這個名字的——瀘州的“瀘州起義紀念碑”上鐫刻著我的名字，當年的《瀘州日報》上也發表過《華夏酒報》記者熱情捐款的報道。那是《華夏酒報》的名字第一次在出現在四川的宣傳媒介上。
1990年，當地最炎熱的季節裏我懷抱著同樣炎熱的心情出現在瀘州。盡管是第一次出現在那裏，但當地的酒廠還是給了我同樣熱情的待遇。他們不僅熱情接待我，熱情給我介紹我想知道的一切，也熱情照顧我在瀘州的一切。這讓我體會到四川人的熱情豪爽之外，更讓我的工作熱情格外高漲了起來。我想一定要把“瀘州之行”劃出一個最圓滿的句號。
於是我在瀘州的日程便安排得格外緊張忙碌。除了稿件的采訪寫作，除了報紙的征訂發行，我也結識了很多熱情的瀘州朋友。而起因很多是因為我同“瀘州起義紀念碑”的緣分。
1990年是改革開放後人們的思想開始大開放大解放的年代。而對於我們這些恢複高考後首先進入高校的年輕人來說，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對建黨建國的元勳們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所以到了瀘州後我聽說了瀘州人民正在全力修建”瀘州起義紀念碑”的事情後，便很感興趣了：第一，劉伯承元帥是我很仰慕的，第二，當過導遊的我知道瀘州增添了這樣的景點後對瀘州旅遊乃至瀘州城市進步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能起到重大作用，第三，我就職的《華夏酒報》在當地還沒有什麼影響，如果我能在這個“瀘州熱點”問題上做點兒什麼，對於《華夏酒報》的樹立形象擴大影響都有可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於是我來不及請示領導——沒有手機的當年，再通過長途電話請示也失去了寶貴的時間。就在當地瀘州酒廠陪同和新聞記者麵前，當即表示我願捐獻50元！
第二天當地的《瀘州日報》便刊登出了“《紀念碑牽動眾人心 酒報記者獻愛心》的報道：所有瀘州市民都知道了中國有“全國酒行業唯一的一張專業報紙”了。
50元現在不是大數目了。但是它可是我當時月工資的將近一半了：要知道，我當年出差西南地區輾轉40多天， 全身攜帶的所有費用也才2500元！
後來我又到瀘州采訪了6次，每次我接受到的招待都是極為熱情的：人們說，“明白的。這個大胡子的酒報記者就是給咱瀘州起義紀念碑捐款的第一個外地記者！”
7.“六渡赤水”的艱辛
《煙台晚報》現在的編輯們有個保留視頻節目：那就是我來指揮大家演唱的《長征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每每看到聽到這首歌煙台晚報的編輯們想到的是集體活動的快樂，而我便想到了我的“六渡赤水”——那是我《華夏酒報》期間很難忘的時光。
我的“六渡赤水”包含了我對茅台、習水、郎酒、董酒等等著名酒廠的6次采訪——最長的一次采訪我連續在外奔波了70多天的時間。
不是我喜歡遊山玩水，不是我“樂不思魯”，也不是我成為了“工作狂”，實在是那一帶的工作確實需要我忙碌於時日，更實在是那裏的路太難走了！舉幾個例子吧：遵義到生產茅台酒的仁懷市也就是百八十公裏的距離，但公交車早晨8點出發要到下午5點多才到仁懷——距離茅台鎮還有一夜的路程！不是司機偷懶實在是路太難走了。我們驅車到紅軍長征經過的長岡地區附近時，發現道路旁豎立著“警示牌”說某年某月某日此處發生交通死亡多少人傷多少人，大家都不信說：就這樣的地方還能留下受傷的？！肯定全都死亡了！因為那個地方左邊是峭壁直上數百米，右邊是懸崖直下數百百米，而道路隻有一車寬！老遠的看到山上下有車出現了，司機就要開始尋找能夠回車的地方——也就是能並行兩輛車的地方！由於路窄坡陡環山繞行，雲貴地區橫斷山脈山路上的貨車們全都是後麵帶門帶鎖的，否則那樣慢行的車輛上什麼貨物也會丟失的。我在貴陽留宿的夜晚，經常能聽到街道上的空載大貨車呼嘯過的聲響。第二天早晨打聽服務員，說是山區來的貨車司機，由於從來沒享受過30邁以上的開車速度，所以到“地無三尺平”而格外珍貴的貴陽筆直寬曠的大道上來“過癮”了。
第一次到遵義地區乘坐的是遵義文聯的麵包車，在趕往茅台的長岡那樣險惡的山路上攀旋行車，望著腳下百米懸崖下的湍急江水，我第一次產生了眩暈的感覺：不敢往下看，心總是揪著的。回家給家人說了，家人也後怕。但是又不能不去：畢竟那是我們酒報記者的工作重地！於是每次我從遵義采訪完畢離開茅台等地後，我都會給家裏發張明信片或發封電報“平安離開茅台……”
又豈止是道路的艱辛？我人生中的“5角錢住宿”的經曆也發生在那裏：趕往習水的路上車子拋錨了。前不靠村後不靠店的，奔波了將近半個小時才發現路旁有縣水泥廠的招待所：隻要5角錢就可以住宿但也讓我們足夠興奮的。隻是進去後全傻眼了：在那個被褥全潮濕黏糊的床上，大家打開報紙鋪墊著坐了半個夜晚跌盹熬到了天亮！
8.一個集裝箱茅台酒的風波
我離開《華夏酒報》並不是因為要創刊《煙台晚報》——晚報的出現是兩個月後的事情。
真正的原因是一個集裝箱茅台酒的風波。
《華夏酒報》創刊後很紅火，連煙台的酒經銷商們也都看到了酒報蘊藏的巨大商機，於是和酒報關係好的商場尤其是酒商場也紛紛出現了，於是1992年我被賦予了一個重任：到茅台酒廠買一個集裝箱的茅台酒。
那個年頭茅台酒格外的“俏”，別說一個集裝箱，就是能弄到一箱真正的茅台酒，也是讓人羨慕不已。此前我們酒報負責西南地區片兒的X副總編多方設法也沒弄回來他和他商場朋友格外需要的茅台酒，便“禮讓下士”地讓我出頭了——其實X也知道，此前我在西南地區已經具有很高的人氣了，但X總想著既然記者人氣旺，他副總編當然也行——但人家就是沒給他麵子：他沒弄回來茅台酒。
我作為酒報記者最後一次橫渡赤水河到了茅台酒廠。廠長季克良和副廠長袁仁國看到我親自去為報社買酒，二話沒說給我簽發了一個集裝箱茅台酒出廠的單子，另外又給我簽發了一兩裝小茅台酒一箱（後來我回煙台時那20瓶小茅台酒讓煙台火車站超重為由罰款90多元）。同在當地最豪華的“茅園賓館”等待購買茅台酒的外地經銷商們，看到我的兩張提貨單眼睛都紅了：那不僅是轉手可以獲利無數的貨真價實的正宗茅台酒，而且也是對外炫耀的經營名酒的“通行證”呢！盡管有人私下裏要一萬元購買我的集裝箱提貨單，我還是“大義凜然”地拒絕了——不是我品質有多高，實在是不想玷汙茅台酒廠領導對我的信任和情誼。再者，煙台出發前，單位裏要好的同事小李說要結婚：需要6瓶從茅台酒廠帶回的茅台酒做喜酒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