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即漢武帝建元六年），太皇太後竇氏病逝，享年71歲。
‘皇上，”前來通報事情的小太監慌張的連聲音都有些發抖。
“何事如此慌張，說與朕聽。”每逢陰雨天氣，劉徹便會到後花園來關雨，這已經成了他多年來的一種習慣，今天也不例外。
“太皇太後剛剛駕蹦了。”
“知道了，你下去吧。”楞了些須片刻，劉徹才晃過神來。對於這個消息，做為一國之君的他，早就已經有了心理準備，甚至是期盼。隻不過事情真的來臨的時候，他難免有些感傷之情。
雨靜悄悄地下著，隻有一點細細的淅瀝瀝的聲音。桔紅色的房屋，像披著鮮豔的袈裟的老僧，垂頭合目，受著雨底洗禮。那潮濕的紅磚，發出有刺激性的豬血的顏色和牆下綠油油的桂葉成為強烈的對照。灰色的癩蛤蟆，在濕爛發黴的泥地裏跳躍著；在秋雨的沉悶的網底，隻有它是唯一的充滿愉快的生氣的東西。它背上灰黃斑駁的花紋，跟沉悶的天空遙遙相應，造成和諧的色調。它噗通噗通地跳著，從草窠裏，跳到泥裏，濺出深綠的水花。
搖想當年，劉徹15歲以太子身份名正言順地當了皇帝，絕對是少年得誌。但他心裏明白，這是托庇祖宗的福蔭，不是得於自己的造就，心高氣傲的他，決心施展雄才大略，用切實的功業“考”一份君臨天下的“資格證書”。於是，他即位不久便下了一道征召“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求賢詔，開始了雄心勃勃的“建元革新。
但是，他的改革計劃剛走出第一步，就遇到一道厚壁：祖母竇太
後。
竇太後厭惡官僚主義的儒學，信奉具有平民思想的黃老術，為了迎合她的喜好，竇姓宗族都以《老子》為必讀書，而景帝在位16年，始終不敢重用儒士劉徹小時讀書，衛綰教以儒術，竇太後很不高興，吩咐衛綰說，劉徹作為未來天子，不宜專攻儒學，應該兼學別樣。她還親自出麵，替孫子找來其他方麵的老師。但劉徹受衛綰的影響，從內心深處還是喜歡儒學。
公元前140年，劉徹即位，下詔向全國征召人才。丞相衛綰認為複興儒學的時機已經到來，上奏說：“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劉徹批準了衛綰的奏議。這是第一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行動，但規模比較小。求賢詔名義上是選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好像什麼樣的人才都要，但實際上，選拔對象主要還是儒士。同年，衛綰建議：舉薦的賢良中，如果有研究申不害、商鞅、韓非的法家學說的人，以及研究張儀、蘇秦的縱橫家學說的人，應全部罷免。劉徹立即批準執行。如此一來，朝廷中的主要官員幾乎都變成儒士了。
推崇儒學和重用儒士，意味著“無為”思想淡去、“有為”思想抬頭，也意味著“文景之治”的終結。風暴就要來了，一個新時代即將開始，以竇太後的政治嗅覺，豈能聞不出味兒？所以她果斷出手，逼迫劉徹撤了衛綰、直不疑，起用竇嬰為丞相、田鼢為太尉。竇嬰是竇太後的侄子，為人耿直，不喜奉承，曾因得罪竇太後而被革出宗門，後因平定“七王之亂”有功，又重獲信任。田鼢是劉徹的生母王太後的弟弟，為人貪鄙。竇嬰和田鼢都喜好儒術，明裏順從竇太後的意思，暗中卻是另一套。他倆又推舉儒士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綰和王臧又聯合向劉徹推薦了他們的老師、魯國大儒申培。申培公是研究《詩經》和《春秋》的權威，已經八十多歲了，被任命為太中大夫，相當於高級顧問。這樣一來，朝廷的主要職位都姓“儒”了。
雖然劉徹上次被祖母拂了麵子，但是他並沒有放棄“獨尊儒術”和建立“有為政府”的計劃，隻是變得謹慎了，一方麵，他依照約定，朝廷所有政事都隨時向竇太後請示；另一方麵，他跟竇嬰、田鼢、趙綰、王臧、申培等人一起，小心地邁動著改革的步伐。根據王臧的建議，劉徹模仿“古製”，變革曆法、服飾、天子的巡狩禮儀，設明堂接待諸侯和舉行各種儀式等。這些改革措施用的雖是儒禮，但不會動搖國家的根本製度，竇太後自然不會幹預。劉徹的膽量漸漸大起來，又出台了兩條政策：
一是所有諸侯都必須回各自的封地；
二是外戚行為不端者要革出宗門。
從表麵看，這兩條政策堂堂正正，但實際上，卻暗藏玄機。竇太後的權勢為何能跟皇帝以及朝臣們對抗？因為她是一個重視骨肉親情的人，深受劉氏宗族和竇氏外戚的擁護和愛戴，他們也成了她的力量之源。如果將劉氏宗族遣回封地，變著法子將竇氏外戚革出宗門，等於斬斷了竇太後的羽翼，她一個老太太，還能有什麼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