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俠嗎？是的，他是俠。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俠，他是脫離了俠的規範的俠，他是無“術”之俠，是無“道”之俠，他是一個把人所具有的全部的惡都可付諸行動的俠，他是無術而有力的俠，是無道而有能的俠，以現實功利目標衡之，他是曠世大俠。中國典範意義上的俠，經過數千年的長途跋涉，再也無力馱起那浩如煙海的武功秘籍了，更無力扛起那麵多少仁人誌士用智慧用血繪製的道義大旗了。那麼，如何是好？以不正之心“術”，克名門正派之技“術”，以徹底放縱人性之惡達到無“德”之境，消解必須經過克己苦修方可獲得之“德”。中國的俠義精神，走到韋小寶這裏，悵然四顧，日暮途窮，鴉噪猿啼，落霞孤鶩，眼見得天涯路盡。
以中國傳統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培育了一代代中國人，雖曆盡劫難，卻精神不散，且一劫一涅盤，一難一洗禮。但傳統文化是分層次的，有地表徑流，也有地下暗流。遊民文化便是深重地影響了、培育了中國國民精神的地下暗流。因無知而無畏，因無恥而任性，因驅小利而棄大善，因底層的壓抑而激發深刻的怨毒，因一朝得誌而逞一時快意，因一無所有而無所不用其極。遊民文化總的道德指向是惡，總的價值取向是利，所動用的主要手段是破壞。所以，這是一種尚力的文化、尚破壞的文化。一個人，一個群體，一種文化，當無所畏懼時，當視天下為仇讎時，當視一切規範為無物時，其能量是無比巨大的。尤其當遊民文化，或一種遊民習氣得到道德鼓舞和體製支持時，其破壞力幾乎是不可阻擋的。《鹿鼎記》寫於1969年10月到1972年9月間，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優秀成分，正在遭受著史無前例的糟蹋，也正是大大小小的韋小寶們風風火火鬧九州的日子，也正是中國的遊民文化登峰造極的時代。這個時候，作者一改俠的基本麵目，而創造出了這樣一位空前的大俠，是否源於生活？時過境遷，不必追問了，而從此，中國的俠之路也戛然而斷，如果還有路可走，也隻能走韋小寶指引的康莊大道了。
韋小寶不是一個扁平的、單麵的人物形象，在中國泱泱小說人物譜中，他是獨一無二的，在他身上所暗含的文化意義，是值得人們長久追尋的。作者自己曾說：“有些讀者不滿《鹿鼎記》，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與一般的價值觀太過相反。武俠小說的讀者習慣於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但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好人、壞人、有缺點的好人、有優點的壞人等等，都可以寫。”作者還說：“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誠如作者所聲明的，韋小寶固然有義，如不願把康熙出賣給天地會和江湖人士，也不願把天地會出賣給康熙，他對人揮金如土，等等，這都是良好的品質，問題是，相比他的種種不義，這一點含有嚴重功利目的的“義”又占了多大份額呢？還有，康熙皇帝是能給他帶來現實功利的，也隻有通過康熙皇帝，他的個人功利才可實現最大化，何況，與當朝精明透頂的天子耍橫，從小在妓院熟透了利益博弈規則的韋小寶，有那麼傻嗎？至於與天地會之“義”，與其說是“義”，毋寧說是出於安全的考慮，這些江湖遊民滲透在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要他的命實在不費啥事。他的有“義”無“義”，看看他是如何對待神龍島同夥的，就知道了。當然，有“義”在，哪怕是有限的可憐的帶有功利目的的“義”，也大大強於徹底的背信棄義。而遊民無產者在抱團時，在結盟時，在行動時，恰是以“義”相號召，以“義”相維係的，這很誘人，也可為無助者暫時找到歸屬感。問題是，“義”的起點，“義”的過程，能否保證一定產生“義”的結果，不可測因素就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