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是完全自由的。也許，也有小說家會有不自由的感覺，但這種不自由，被拘束、被壓迫的情形，卻不是“他者”強加的，更多的來自於自身。或因為拘泥於小說傳統，或受製於閱曆見識，或缺乏突出重圍的膽量和能力。事實上，小說這種文體給予小說家的自由比小說家需要的還多得多。可以說，小說的自由是無限的，而小說家需要的和享受了的，以及有能力享受的，是有限的。有無勇氣，有無能力享受，享受了多少，小說所給予小說家的自由空間，小說家修為之高下，在這裏大致也被區分出來了。
金庸便是一個敢於充分享受，且充分享受了小說的自由的小說家。金庸小說最初引人入勝的部位在於他無所顧忌我行我素的狂歡品格，他所敘述的事件是現實生活中沒有而人們普遍渴望發生的，他所塑造的人物是日常生活中沒有而人們普遍渴望那人就潛藏在身邊，在自己需要時越眾而出的人物，相比曆史人物來說，這些人、這些事與普通人的關係近一些。體察民情的明君，為民做主的清官，打抱不平解人急難的英雄，這些雖也是人們普遍渴望的，但他們畢竟具有非民間性，離自己遠一些。而金庸的俠客就生活在每個人的身邊，潛藏在各行各業和社會的各個角落，有人的地方就有他們，他們就像人那樣生活著，有普通人的地方就有他們，他們就像普通人那樣生活著，甚至在沒人或不應該有人的地方，也有他們的蹤影，比如古墓，比如絕情穀，比如雪山大漠。這讓人感到了來自人的無所不在的危險和慰藉。比如，在有人的地方，你可能遭遇壞人、惡人、邪人的威脅和傷害，你處在危險中，但卻不是無助的，好人、善人、正人，或僅僅是，因與給你帶來眼下危險的人性格不合、有過節的壞人惡人邪人，他們的半路殺出，也會讓你暫時得到安全；在沒人和不應該有人之地，危險與奇遇同時存在，危險越大，奇遇越大，大危險恰好是大奇遇的媒介，大俠的經曆無不如此，普通人消費社會俠義資源的因緣也在這裏。
現代社會的人比起先前任何時代的人（這裏說的主要是普通公民），都更多地享受了公共資源所帶來的福利，但，人的需要從來都是無止境的，乃至擁有的越多，需要的空間越大。製度以內的公共資源需要通過製度去享受，這很麻煩，金庸則幹脆設計了一套非製度的公共資源係統，這就是俠義世界。雖然，俠義世界也是有製度維護的，甚至是鐵血製度，但與官方確立的製度相比，操作起來要簡明得多，平易得多，而且公正得多。比如，你正在遭受壞人欺負，叫警察未必方便，叫來了，要緝凶（還未必緝得著），要訊問，要分辨是非，要尋找證據，要通過司法程序，等你得到處理結果（哪怕是公正的結果），身心不知要受到多少摧殘，可是，現場正好有一位俠客，三拳兩腳，你得到了保護，作惡者受到了當下的懲處。現世報，實在開心得緊。那麼，如何保證俠客行動的正義呢？簡單點的，既有擺在當下的事件，也有公眾的評價；複雜點的，還有管理俠客的江湖規矩。人們一方麵呼喚公共製度的完善，一方麵又對各種條條框框不厭其煩，那麼，我們不妨一邊呼喚公共製度的繼續完善——理智地說，這對我們是有好處的，越是普通人，得到的好處越多——也不妨一邊跟著金庸去放飛受拘束的心靈，過一種逸出製序的另外的生活，享受自由的快感。前者是現實的生活，後者是心靈的生活。
如果僅從閱讀快感來說金庸小說風行華人世界的魅力，恐怕還不夠，遠遠不夠。在金庸小說麵前，粗通文墨的人如獲至寶，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也愛不釋手，老少男女，士農工商，窮人富人，很難找到不喜歡金庸小說的人。除了他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娛樂性外，小說中所體現出來的華夏傳統文化的含量也是驚人的，空前的。小說的敘述語言是白話漢語的經典狀態，上承明清小說的行文風格，下接當代華人民間語言慣例，鮮活，生動，優雅，俏皮，他用的是真漢語，不是西風東漸後，絕大多數寫作者所操持的那種不中不西生硬可憎的假漢語。那麼，承載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形式是什麼？儒釋道，宗法倫理，師道人情，陰陽八卦，五行術數，中醫武術，一樣也離不開。先別做價值判斷，隻要過了事實判斷這一關，便不致遭虛妄之譏了。金庸小說便是運用中國人的語言，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敘述的是中國的事，描繪的是中國的人，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愛讀，便其來有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