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遷眼裏，郭解之後，雖自稱俠客者眾多，可真正的俠卻不多了。
把郭解的行狀作為從頭到尾展示出來，要說明什麼問題呢？在秦以前，諸侯割據，華夏大地被分割為一個個利益集團，每個集團中，又政出多門，大山並峙，大山中又小山頭、攢集，俠，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和異己的力量，穿梭於各集團之間，為知己者用，為出資者用，為民間無助者用。這個階層，有著廣泛的社會需求，也有著廣闊的生存空間。可秦漢以降，天下複歸一統，以皇權為核心的國家公權，便成為天下唯一的、不容置疑和挑戰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定民間權利訴求的俠，便成為代表國家權利的皇權之死敵。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皇權憑借著強大的國家公權，以國家的名義、以法律和秩序相號召，以國家武裝力量為後盾，一齊向散落於民間的俠碾壓過來。俠的生存空間的日益萎縮，乃至消失，在某種程度上，則標誌著民眾的利益訴求，隻剩下以維護皇權為根本目標的公權之一途，從此，當民眾利益被無限剝奪，民眾生存不下去時，隻能借助暴力抗衡，而在日常生活中，民眾在得到任何公權所應該給予的待遇時，都是皇家的恩賜。這恩，是要記在皇上頭上的。有恩，就得報恩，報恩的形式是沒有底線的，或者無償奉獻物力，或者，甘願付出生命。
四、俠客與刺客的邊界
俠客是代表個人行權的，他們幹預社會的動機更多地體現了個人的自由意誌，一個俠客，就是帶有自足色彩的組織和行動單位，俠的山頭字號，既是組織的名稱，也是行動的綱領。他隻為自己負責，自己的名聲，便是對自己最大的約束力量。儒家文化鼓吹個人可以通過克己，通過修身，通過養氣，而實現個人道德的完善，但，實踐下來，往往變成了一種美麗的說法，一句帶有蠱惑企圖的標語口號，一片遮羞布，越是大奸元惡，越善於把輝煌的措辭搬來，作為自己的行動掩體。
俠不是這樣。俠是行動者，說得少，做得多，如何說的，不是最重要的，如何做的，才是關鍵。而俠所做的，往往是具體的事情，也往往與個人有關，做了，還是沒做，做得好還是壞，是可以量化考察的。這與儒者構成了區別。儒者開展人生行動，是要把自己融入群體中，更多的是融到政體中，如此一來，個人首先得化人群體或政體中，以喪失個人的自由為代價，換取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但，當行動的權利和自由到手時，原來的人生理想大抵也損失殆盡了，甚或會走向反麵：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為自己和他人主張利益，而當自己和他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則會毫不猶豫地主張自己的利益。
刺客的行動過程是自由的，即以什麼手段實現行動的目標是自由的，這與俠可以等量齊觀。可是，刺客行動的動機卻是他者授予的，行動的目標也是他者指定的，刺客事實上是以雇員的身份開展行動的。如果說，俠實施行動是為了懲惡揚善——至少出自自己的善惡觀——的話，那麼，刺客的行動便帶有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無理性。行動時，善惡觀念，道義律條，這些在俠看來無比重要的，對行動有質的規定性的概念是缺席的，剩下的，隻是行動。也就是說，行動的主體是被架空了的，行動者並非行動者自身，他者是行動的主體，行動者淪落為行動的工具，他們隻是失去個人主張的行動者。專諸刺吳王僚，豫讓刺趙襄子，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在行動之初，他們對他們的行動目標是陌生的，與他們的行動目標是無關的。當他者處心積慮，讓他們與他們的行動目標建立聯係後，當他們開始行動後，他們的身上才逐漸展露出了可敬的品質，主要是：為兌現承諾不計生死榮辱一往無前的精神。司馬遷說得好：、“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然而，我們不可忽視刺客的多麵性，當他與善結盟時，他有可能成為善的助推器；當他與惡聯袂時，受傷的一定是善；當刺客為野心家陰謀家利用時，受傷的一定不是某個單純的對象，而是一種社會運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