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海敦認為：“解釋性報道是一種做解釋或者作分析的報道。”解釋性報道更關注的是解釋什麼，怎樣去解釋，為什麼解釋。所謂李錦現象，是新媒體時代李錦在第一時間對國企政策與新聞進行深度解讀，以思想觀點得到各類媒體廣泛傳播的現象。李錦深度解讀權威的形成實是解釋性報道在中國的發展。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一石激起千層浪，各家媒體紛紛跟進，國企改革的新聞鋪天蓋地。通常文件內容的政策性強與詞彙的刻板、單調，使得專家解讀成為了各家媒體競爭的主題，這時，李錦對《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解讀異常集中。具體分析可知，李錦現象有三層內涵，第一是影響力權威。李錦對國企政策與新聞反應迅速，其觀點傳播範圍廣，幾乎對數千家時政經濟類媒體全覆蓋，與其他解讀人相比，數量、質量與影響力處於遙遙領先地位。第二是內容權威。李錦對政策與國企新聞解讀主題重大，政策性強，影響國家走勢，其觀點令人印象深刻。第三，判斷力權威。李錦的先見於人，預測準確，其思想觀點與兩年後的頂層設計的吻合，令人驚詫於他的判斷力。而李錦在國企輿論中權威地位的確立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這種現象從2012年起已持續四年。我們以9月14日至9月25日為例，即《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發布的十天內，李錦的政策新聞解讀的表現為例就能很好地說明李錦現象。
1.反應迅速且傳播範圍廣，成為報道的主體與主導力量。
李錦對國企新聞報道反應迅速，可以用以下一組數據說明。
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自《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後的十天內李錦像一座發射塔傳播出大量觀點，每天至少有一篇文章、一篇專訪出現，十家左右采用他的觀點。其中，9月15日和9月25日兩天分別達到了峰值，最多一天有24家媒體采用他的觀點。此外，李錦每天都被不同媒體進行專訪。例如，在9月14日，在接受新華社、經濟日報等主流媒體訪問同時，新京報推出了《國企改革帶來新下海潮》，京華時報主打《國企改革最大難點在政企分開》，21世紀經濟報道詳談《國企改革主線是推進國企與市場融合》，中國企業報的《國企改革的行動綱領》，中國經濟導報的《穩增長時代，改革成就怎樣的新國企》，這五篇文章分別是五家媒體在同一天對李錦進行專訪，這是我國學術界極少出現的盛況。在紙媒難以建立與門戶網站抗衡的傳播渠道時，唯有提高內容的稀缺性，才能讓內容的價值得以最大化體現。因此，李錦為五家不同的紙媒提供了各具特色的解讀內容。這五家媒體專訪得到新華網、人民網、新浪網、鳳凰網、騰訊網等1000多家網站的轉載，有主流媒體，有市場媒體，也有基層網站。顯然，李錦對國企新聞的解讀迅速，不僅在紙媒，同時亦有電子媒體、網媒的當麵交流，不同渠道共同構築出覆蓋麵廣、傳播力強的傳播體係，獨自形成我國首屈一指的個人國企輿論場。
次日，李錦不僅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民直接交流，同時接受中國新聞網的視頻采訪，再一次逐條逐點對國企改革抒發己見。人民網和中國新聞網又根據李錦的專訪各自發布相關的新聞稿，以專訪加新聞稿的組合方式實現多層次的立體傳播。這兩篇專訪分別為7000字、10000字，每篇長文都是一根紅線串起數十個觀點，呈現珍珠鏈條狀。使得李錦觀點被媒體廣泛摘用與轉載。此外，相比於其他國企新聞解讀人，李錦在《關於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的十天內，寫文章最多，接受專訪次數最多，被媒體采用的次數最多，被網絡轉載的次數最多。從發布與傳播的數量上看，李錦與通常發聲較多的張春曉、周放生、劉紀鵬、彭建國、周明華、黃群慧、李曙光、季曉南、祝善波、文宗瑜形成大的合唱，而數量幾乎是他們的總和。一個學者在國企輿論領域形成這麼大影響，在改革開放以來是絕無僅有的。
2.李錦解讀主題重大，內容權威，給人印象深刻，成為國企新聞解讀的標誌性人物。
中西方不同的媒介生態環境和新聞報道發展曆史決定了二者在解釋什麼，用什麼解釋和為什麼解釋問題上存在著區別。西方式的深度報道以提供背景來作解釋，通過事實之間的聯係來暗示意義。美國媒體的解釋性報道題材很少有對國家方針政策等內容直接的闡述性報道，而我國此類報道則比較多，例如李錦對國家國企方針政策的很多解釋性報道。近五年來，習近平、李克強關於國企的重要講話，中央全會、全國兩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國資委年度工作會議精神，幾乎悉數都被李錦在第一時間解讀，通常既早於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也早於國資委等業務部門，居於學術界無可代替的地位。《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作為政府的正式文件，是未來國企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判斷國內經濟形勢的風向標。在9月15日，每日經濟新聞網、中國企業網與經濟學家周報發布的李錦新聞解讀中，李錦把《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分解出“60個看點”，逐條分析，抓住要害，明確特色，剖析了政府決策的重點和難點，說明了其中的新論斷和新變化，而且多是口語化，通俗易懂，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和消化《指導意見》的政策，具有可讀性以及通俗性，顯然降低了政府文件的閱讀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