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我們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分歧。這種麻煩是思想理論分歧的反應。
當時，有兩件新聞引起媒體的青睞。一件是上海的國企改革方案公布；一件是中石化混合所有製打響第一槍，拿出30%的石油銷售請外部資本進行混合所有製經營。
到了隔年三月，混合所有製改革的論壇鋪天蓋地，一直開到年底。然而，政府智庫部門的研討會，多圍繞股權多少來討論，一方以維護公有製為旗號，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是主調;一方是鼓吹私有化，顯露出消滅國企的意圖。顯然，討論的焦點在所有權上，而不是經營權上；是要不要改革，而不是怎樣改革。這些論壇，很多加上高層兩個字，其實是花高層的錢，出自己的名。其實名也出不了，講的都是文件上的話，幾無新意，媒體對有地位而無實學的專家是根本不買賬的。
我是1980年開始從事國企調查與研究的，我對“資本”這個詞的研究曾經是下過功夫的。1995年，我在勝利油田住了58天，寫出並出版《資本經營論》這本書，我把馬克思“資本”這兩個字的含義改寫了，盡管冒了風險，社會終究接受了，黨的十五大把“資本”這個詞寫進報告，出現9次。還獲得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010年底到北京，我在《中國企業報》總編輯任上組織了一場重樹國企形象的戰役報道。我發現，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在國企改製紅利、加入世貿組織、上市募集資金、國企發展多元化、房地產牛市和2009年的投資刺激等多重因素帶動下，國企從虧損累累局麵走出來，變得做大做強。2003年，中國大陸隻有11家公司登上《財富》世界500強。而2015年，這一數字上升為106家，數量穩居世界第二，其中95家為國有企業。國企強則國家強，國企變化帶來的信心是令人振奮的。我們的研究也是有話說的,一時間頗成氣候。那次報道的文章受到多位領導的重視和批示。此後我研究國企改革五年，五年專做一事。漸漸地,我對於“新國企”這個詞產生懷疑。新國企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多少倍，然而也膨脹了多少倍，可怕的是所有既得利益者也一起壯大了。薪酬膨脹了多少倍，年薪達到上千萬，暗地裏是腐敗能力膨脹了多少倍。既得利益者權力很大，於是改革就變得異常艱難了。我覺得國企“新”在生產力上，特別在規模與速度上，而在生產關係上並沒有進入新的境界，腐敗進入前所未有的地步。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再做簡單的歌頌了。
現實中，一邊是規模與速度增長帶來連篇累牘的讚歌，一邊是源源不斷的虧損加劇和難以杜絕的資產被侵害和流失，過剩的產能供給與需求升級嚴重不適應，而很多學者隻會高唱簡單的讚歌，對央企的腐敗現象、奇特的高薪現象、產能嚴重過剩和虧損現象噤若寒蟬，連解釋也不會，更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中國國企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改革規律是什麼？我們不僅僅要問，為什麼在政治上無比神聖的國有資產，實際上卻成了少數人最容易獲取的私利？不可諱言，我國的國家所有權製度基本上是在高度政治性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這一製度建立之初，似乎就很少考慮到科學地規範，所有權與經營權緊緊綁在一起。尤其是沒有考慮到產權法、物權法的基本原理的運用。然而，我國學者又在不斷盲目地、簡單地、粗俗地頌揚，而沒有認真思考國有企業製度設計和經濟發展的規律。而國家財產所有權製度的高度集中化、政治化、神秘化，導致經營權無法獨立，反過來又妨害了人們對它予以科學化的研究，更妨害了人們依據科學原理糾正其缺陷，及對其進行真正的完善和改造。
有人簡單頌揚，就有人簡單批判，正是簡單頌揚為簡單批判創造了機緣，使得我們這個國家國企研究層次空前地被下降了，變低俗了。於是，有人認為解決國有企業產權問題的出路在於“私有化”，也就是說，要把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變成非國家所有權，使國企變成非國有性質。在混合所有製改革潮起時，很多民營企業家借機對股權結構問題起哄，除非國有股份降低到50%以下，否則國有股繼續“一股獨大”。宗慶後、王健林等民企代表都直言：如果民企不能控股，搞混合所有製沒有意義。
問題對立了，於是局麵僵化了。如果真的變成私有化了，首先會使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問題將更為嚴重；其次，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更為嚴重；再次，民族企業進入困境，外企控製國家經濟命脈，國家失去調節經濟的基礎；最後，國家職能明顯削弱，社會發展被嚴重忽視。在2013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講到改革中暴利現象時，當天我就寫出一篇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產權改革中私有化現象。所以，我們絕不能因為國家所有權和企業經營權總是在“打架”，就簡單認為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從而退回到所有製的爭論上。我公開申明不必強調什麼混合所有製改革，而是混合經濟改革。所有權改革即所有製改革，可能變成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意味著有政治錯誤的可能。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已經必然地站在我們麵前。我的觀念是“國企改革方向是市場化而不是私有化”，2012年3月《光明日報》記者溫源、馮蕾對我的專訪用了這個標題。這也是我走入國企理論界最初的旗號。我是經營權改革論者，我的思路是以所有權和企業經營權分開，避開圍繞“公有還是私有”、“股多還是股少”的爭論。我國要做的是體製改革而不是所有製的改革，是經營權的改革，而不是所有權的改革。這是我自以為能夠始終清醒的地方，因此我的研究與發言總是更大膽、更堅定，也更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