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高壓和霸權主義有利有弊
在建立古希臘城邦和對外殖民運動過程中，必不可少地要發動軍事戰爭，以至於在後來社會安定後也保持這種高壓態勢。這種畸形的政治、軍事優先，部分影響了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
例如，斯巴達城邦建立後，就把全體居民劃分為三個階層，首先是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斯巴達人；其次是散居在山區和沿海的皮裏阿西人，實際上就是原來的土著百姓；第三是戰敗者，被稱為希洛人。
在這三個階層中，斯巴達人不但擁有公民權，而且擁有土地和奴隸，每個成年男子大約可得20公頃。這些土地不準轉讓、分割和買賣，隻能傳給子孫，以防流入外人手中。土地雖然是他們的，但他們卻不用耕種，而是租給希洛人種。皮裏阿西人享有人身自由，但卻沒有公民權。他們有權使用土地和動產，可以從事農業和工商業，但需要向國家納稅，需要服兵役。希洛人說穿了就是國有奴隸，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家庭、擁有勞動工具，但沒有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規定他們每7家租耕1戶斯巴達人的土地；收獲了的莊稼一半繳地租，一半留作這7家人共用。
從人數看，當時的斯巴達人占整個城邦人口總數的14%左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必然要對內實行軍事管製，對外實行霸權主義。這種做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確實製服了南部希臘的多數城邦。到公元前530年時，除了極個別的城邦之外，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城邦幾乎全都加入了斯巴達領導下的軍事同盟。名義上是同盟，但實際上因為斯巴達的軍事力量最強，大小事務都是斯巴達人說了算。不但如此，斯巴達人還經常幹預別國內政，如果有人敢不聽，它就亮出拳頭揍人一頓。這就是大國邏輯，這在今天的世界霸權主義中同樣能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這又構成了斯巴達後來與另一個希臘城邦（雅典）爆發戰爭的主要原因。相互不買賬，大家都想爭奪世界霸權，戰爭就勢在必行。
全民皆兵、尚武輕文，在世界史上很罕見
斯巴達男孩從7歲起就要集體食宿，12歲開始接受軍事訓練，20歲成為軍人，30歲結婚後仍然要住在軍營，直到60歲退休進入長老或貴族會議。女孩從7歲開始在家裏從事各種體育訓練，終生不怕犧牲、視死如歸。正因如此，斯巴達人的戰鬥力在全希臘最強、紀律也最嚴。
但必須指出，這樣一來斯巴達人幾乎就沒有了任何文化建設，甚至他們不識字，隻希望每個人會寫命令和便條就行。以至於今天我們看到輝煌的希臘古典文明史中，基本上找不到斯巴達人留下的任何成就。
梭倫改革嚴重打擊了氏族貴族勢力和氏族血緣關係
不僅如此，還消滅了債務奴隸製，重新恢複並穩定了獨立的小農經濟，從而使得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並且在此基礎上，平民百姓有能力去關心城邦的政治製度和管理了，為雅典從貴族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從奴隸製向高級階段發展，為雅典公民形成獨立自主的公民意識，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正因如此，它被革命導師恩格斯稱為“政治革命”。完全可以說，雅典正是從此走上奴隸製民主政治的軌道、走上發展工商業軌道的；並且在這之後的一百多年內，最終形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國力強大的希臘城邦。
但它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廢除氏族製度殘餘
古希臘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廢除氏族製度殘餘，以至於最終兩麵不討好——農民因為未能實現土地平均分配，氏族貴族因為失去了某些特權，中產階級因為無法進入政府高層——各有怨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教訓。
而實際上，梭倫自己或許對此早有預料，這可以看作是他隨後就出遊國外的主要原因。或許他的想法是，製定政策的我現在遠走他鄉了，公民大會就會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廢止這些立法。
事後證明，他的這些想法很正確，也很英明，雖然其中依然問題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