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去世後，他的兒子窩闊台繼承大汗之位。這時歐洲的羅馬教皇莫諾森四世對於這個咄咄逼人的遊牧民族，大感不安，極力勸說歐洲一切民族共同抵禦，並以拯救基督教的名義，使之免於滅亡。奧地利及克羅地亞兩公國君主和波斯尼亞王集合力量，希忘能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結果成吉思汗的子孫滅金後，進兵於伏爾加河，毀莫斯科城，占領基輔，侵入波蘭、德國東部、匈牙利。之後窩闊台去世，根據成吉思汗家法，他的子孫都要東返選舉繼任的大可汗，蒙古軍隊遂駐紮於第聶伯河的東岸候命。歐洲於是得救了。
教皇認為這完全是宗教的勝利，就遣派幾個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們受洗禮，做基督教徒。當時即位的窩闊台之子貴由對他們答複道：“你們的許多信徒忠告我們應當受洗為基督徒，我們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西方的居民相信，隻有你們是基督教徒，而蔑視他人。但你們怎麼知道上帝要青睞什麼人？我們崇拜上帝，並仰仗他的威力，將征服自東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們不是受上帝的佑護，又怎能如此呢？”
[26]倭寇：明代倭寇的活動，以嘉靖朝為界可大體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從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間。由於當時日本進入南北朝****狀態，內戰中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及破產農民都跑到海上，乘明初用兵之機，屢寇明朝沿海地方搶掠。明朝政府對日本南朝發出討伐倭寇的要求，並敕封討寇有功的南朝將軍“日本國王”的稱號。之後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後，由日本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再度對倭寇進行討伐，隨後被受封為新的“日本國王”。李氏朝鮮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因為討伐倭寇有功獲得很大勢力，進行政變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之後隨著明朝與日本間勘合貿易的盛行，以及對馬島與朝鮮之間的貿易開放，前期倭寇也逐漸式微。這一時期的倭寇成員多為日本本土人，以平戶藩鬆浦家為核心，故被稱為“真倭”。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
由於明朝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淩遲處死，本宗親族，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在東南沿海，凡起義者，都直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在這一階段裏，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的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饑寒貧困的之一在於明朝“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因為在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占，如魚得水。而明朝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仆，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曾任明朝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即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問題還是明朝自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