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實關心幹部
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心幹部。一次開會他看我打哈欠，問詢後知道我住的是愛人在《中國青年報》報社的宿舍，那套宿舍是兩家合住，休息不好。他說：“我想想辦法。”過兩天他給《中國青年報》管行政的同誌寫了一封信，讓我直接交給他。那位同誌收到原團中央書記的親筆信，出乎意外，驚喜萬分，很快幫我們調了一套兩間的宿舍。
有一次，他讓我們幫助人事部門把留蘇生的檔案清理一下。50年代派往蘇聯留學的學生，都是最優秀的學生，後來也取得了很大成績。當年他們留蘇，由於蘇聯戰後女多男少，很多“娜達莎”圍著中國留學生轉，舉止也親密。每當留蘇生取得某項成績，這些（當助手、助理或助教的）女孩子往往高興得抱一下或親一下，這在俄羅斯是很普遍的，但讓我駐蘇使館的人看到了，往往在檔案中寫上某某與蘇聯女性有曖昧關係，作風怎麼怎麼樣，影響了對他們的使用。胡克實說，人事幹部，往往出身苦，山溝裏長大，代代紅，政治品質好，但文化低、見識窄，特別對有海外關係的人，對華僑、對大城市長大的幹部有一種片麵認識，認為他們“關係複雜”、“思想複雜”，這種認識糟蹋了不少人才。
方毅很開明
大約1981年，方勵之在合肥的一次研討會上，談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中關於化學的一段話是錯誤的，進而談到對馬克思主義要有新的思考。當即遭到一些人的嚴厲批評。不久以後，在北京召開學部委員會議，飯後休息時，方毅讓我把方勵之找來，就在飯桌邊坐下，方毅問：你最近說了一些什麼？方勵之說，我說了一些，不一定對。方毅說：你是專家，科技方麵的意見我是相信你的，現在時代變了，科學發展了，恩格斯當年有些論述不正確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包羅萬象、博大精深的，你不能因此就懷疑馬克思主義。你以後可要注意啊。方毅的言辭間充滿了關心和愛護。
尼克鬆訪華以後，有16位科研人員從國外回來定居科學院，其中12位家在台灣。後來又批準回來定居的29人中，有23人是從台灣去國外留學，家還在台灣，且多是國民黨子弟。那時幹部群眾中的思想認識問題很多，認為回國科技人員越多，我們越麻煩。我們寫了材料，方毅有個批示：“應重視回國工作的同誌才對，工作分配、生活條件應給予適當照顧，請克實同誌切實抓一下。”
丁：說明方毅這人開明。
高：方毅那時是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科委主任，科學院院長，身兼五個重要職務，還抽空學外語呢。一天開會，討論起草一個文件，方毅拿來《華盛頓郵報》，用英語念了其中一段，有四五百字呢。念完後問：你們看了嗎？這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很有關係。方毅隻上過初中，“文革”以後，他到科學院工作，每個禮拜天請生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員幫他補習英語。盡管念得結結巴巴，但能學到這個水平已經很不容易。中央領導人這樣好學，使我敬佩。
我在中科院的時候，主要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但是，我在肅反、反右中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以及遺留問題也沒有落實，還留在我檔案中，每次運動來了還要翻騰出來重新審查。因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也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澄清。1980年，北京市委政策落實辦把我找去，把從我檔案中清理出來的40多頁不實材料當場銷毀。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材料應該留著，這是那個荒謬時代的真實記錄。
1982年，我給李維漢寫了一封信，談“新形勢下統戰工作的問題”，談了對統戰工作的看法，李維漢的秘書給我回話，轉達李老的指示：“統戰工作後繼有人，送中央統戰部領導參閱。”隨後中央統戰部來函來人要調我去。我征求老領導崔月犁的意見，他堅決反對。他說，你工作熱情，也比較敏銳，但是太直太亮，（太直率）做一般統戰工作可以，但這次調你去做局領導，按你的性格是不適合的，非出事不可，不能去。
那時，我覺得法製最重要，我們國家一定要建成一個法治社會。1982年，我便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