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和官僚們似乎應該感到慶幸（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以“當官發財”為奮鬥中心的緣故），應該感謝利用性知識狀態，使國人對任何知識真理，對直接或間接關係到自身權益的社會事務（人們會認為這是當官的人的事情），都那麼地冷漠；不敢追求什麼知識真理，當然也不會積極參與什麼社會事務，更談不上什麼監督了。不會像西方那樣，有追求知識真理實現的強烈意識。中國廣大民眾隻有自保，及攀附權勢的意識，而不會有為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而奮鬥，為建立保護自身權益的法治社會而奮鬥的意識。但這種“慶幸”也隻是對於極少數的既得利益者來說的，對於廣大民眾及整個民族來說是一種悲哀了。西方個人主義中也包含著集體主義的強烈意識，個人對於社會來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而在中國的集體名義之下，權力越大，則私利越大。
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創造多樣性產生的基礎，多種知識的綜合作用才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基礎，而中國所要求的“集體”的思想的統一，扼殺了這種多樣性，把集體與個人的關係撕裂了；而利用性知識狀態正是導致這種“統一”的根源，它把人們都統一在了“利用”知識謀取私利上了。沒有個人的自由保障，個性思想的充分發展，這個集體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本質也一定是傳統式的，那麼，它就一定存在著“發展極限”。政治製度、教育、思想思維模式等等，都已停滯。很多人認為，（當代）中國是一個“經濟強盛、文化虛弱”的國度，其實這還是太自信的說法，因為他們看不到利用性文化下的發展極限，興衰率，這裏的“文化虛弱”從本質上說是創造力的虛弱，創造力的虛弱是源於利用性的知識狀態，利用性知識狀態一定會使經濟的“強盛”無法持續，這裏的強盛也隻不過是錢多了一點，有錢人多了一點，就思想觀念、知識狀態上來說，沒有什麼變化。前麵已說了多次，富極而腐，也是曆史的教訓。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信任》一書中說：“美國人不是把個人主義看作一個缺點而是看作一種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創造性、開拓性、積極進取精神以及不向權威屈服的自豪。因此個人主義通常產生驕傲感，美國人認為它是美國文明獨特、最吸引人的地方。”同樣，福山提到“美國人是反中央集權主義者，但是那些同樣是反中央集權主義者的美國人卻自願服從各種中間社會團體的權威，包括家庭，教會、本地社區、工作場所、工會和專業組織等，他們是社團主義的支持者。”看來，我們所學的**炮製的課本，的確很大程度上歪曲了事實，他們的意圖，是為民？不是；是為了更好的發展？乍一看似乎是，實質上並不是；而是為了他們的統治私利，他們不惜把歪理當成真理去愚弄民族，他們能發展一時的經濟，卻不能使民族發生質的進步。由於運用性，西方人能基於共同的信仰、理念而相互信任、團結起來，發展、進步才有可能實現。與中國的靠私利化的人事關係相比當然是質上的區別！美國前總統布什訪華時，在清華演講中指出：“我們許多的公民捐出自己的錢、自己的時間來幫助有需求的人士。美國的同情心，同時也遠遠超越了我們自己的國界，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麵，我們對世界各地的人們的援助居於世界首位。很多美國人都主動的抽出時間為其他人提供服務，幾乎成年中的一半人每周都拿出時間使得他們的社區辦得更好。他們輔導兒童、探訪病人、照顧老人，並且幫助做許許多多數不勝數的事情，這就是我的國家一大優點。”布什進而追索了美國人這樣做的內在原因——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有信仰的人。他說：“人們主動地承擔起責任，幫助他人，他們的原動力就是善良的心，還有他們的信仰。美國是一個受信仰指導的國度，曾經有人稱呼我們為教會之魂的國度，美國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說他們信神，我便是其中之一。”信仰對一個社會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信仰是信任的根基，也是“美國精神”的源頭。在《美國讀本》中，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文字與信仰有關。我們很難想象，假如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是一群沒有信仰的人，他們怎麼能夠起草得出《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和《美國憲法》來呢?正如布什所說：“信仰為我們指出一種道德的規範，這超越人們的法律，也號召我們承擔比物質利益更為崇高的使命。宗教自由，不僅不可怕，而且應當受到歡迎，因為信仰給我們一種道德的支柱，它教授我們如何用高標準來要求自己，如何愛護其他人，並且為其他人提供服務，並且如何有責任的過我們的生活。”（轉引自餘傑：《福山的啟示：美國與中國，誰更“個人主義”？》）但是聽眾習慣性地認為他是在“推銷美國價值觀”，習慣性地跟著中央或集體的意識的指示，而不用自己的獨立觀察、思考去分析清楚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誤。人們也不會去分析，信仰。中國的專製教育的灌輸是成功的，它不教會學生學會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問題，而是直接灌輸給學生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不讓學生自己去觀察、體驗，獨立下判斷，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一點都沒有繼承，一點都沒有在教育中實現。所以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並不看“它”是否是真理，而隻看它是否符合“集體”的意誌，錯誤地把這種意誌當成了集體的利益。利用性使人們不覺得這種不自由有什麼不好，相反，可以保障人們追求“富貴”及名利的暫時私利。
蘇共發揮了馬克思集權主義為極權主義。德國宗教社會主義的領袖之一愛德華·海曼曾這樣寫道：“希特勒主義者稱自己既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諸如此類的聲稱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實——當然，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無論如何足以構成這種荒謬歪曲的基礎。希特勒主義甚至於還聲稱扮演了基督教保護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這種嚴重的歪曲也能給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個事實卻十分清晰地從彌天大霧中凸現出來：希特勒從來不曾聲稱代表真正的自由主義。可見，自由主義具有成為最為希特勒所痛恨的學說的特點。”希特勒與**人都如此不可救藥地痛恨自由主義，都有著一個相同的目的，即限製，盡可能地限製人們的自由，限製人們的一切可以被限製的自由，無論思想的還是行為的。並且都帶有殺盡一切異己的“天然”動機。
彼得·德魯克亦說道：“通過馬克思主義可以達到自由與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潰，已經迫使俄國走上德國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極權主義的、純粹消極的、非經濟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這等於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義是在共產主義已被證實為一種幻想之後所達到的一個階段，而在斯大林主義的俄國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國，共產主義已經同樣被證實是一種幻想。”對於國人來說，習慣於，或者說極希望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天理”去遵循，並奉為神明，從來不會“去”質疑它是否有弊端，要革新。要清楚，這裏是“不去”，而不是“不願”，因為利用性使得“不去”比“不願”更可怕，“不願”說明人們還可能知道它有漏洞，而“不去”說明人們根本不會管它是否與漏洞，這是顯然的對知識的麻木與冷漠，正是利用性的本質特征。儒學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僵死掉的，從來不去懷疑什麼。相比之下，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信而不惑，等於迷信）一定比儒學更加強烈，一定會以比對儒學更加“虔誠”的心態來對待馬列，這種虔誠性越大，後果就越嚴重，甚至堪比儒學時代。那麼教條化，工具化也是必然的結果了，在當代的教育考試中就已體現了出來，人們不管其中真理或謬誤，隻管把它當成通往“富貴”之路的敲門磚去利用。為了達到此目的，什麼都可以。專製教化的目的達到了，人們利用的目的也達到了，誰還管追求真理與創造革新這回事呢！難怪人們對公共、法製、自由、民主等意識如此淡薄，原來在人們看來它們是不關個人眼下腳下私利的！
哈耶克說：“沒有人比德·托克維爾更清楚地意識到，民主在本質上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製度。”顯然，台灣基本實現了民主政治、自由，但缺乏真求知的運用性的知識精神，缺乏民主的本質：創造性、開拓性、積極進取精神，及在這種共識中的信任與凝聚力，成為前進的動力。但台灣的民主無法凝聚這種向前看的動力。
德·托克維爾說道：“民主擴展個人自由的範圍，而社會主義卻對其加以限製。民主盡可能地賦予每個人價值，而社會主義卻僅僅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一個數字。民主和社會主義除了‘平等’一詞毫無共同之處。但請注意這個區別：民主在自由之中尋求平等，而社會主義則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雖然西方有那麼多針對社會主義的真知灼見，但似乎中國人並不在意這些知識理論本身，而是隻管拿來研究，單純地為研究而研究，似乎有真求知的精神，但這反而是利用性的另一種極端的表現，研究隻是作為工作的任務去完成，並不去實踐、追求其實現。
《大西洋月刊》（1936年11月，第552頁）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的：“我們所屬的這一代人現在正從經驗中懂得，當人們放棄自由，轉而強製性地將其事務加以組織的時候，情況會怎樣。盡管他們期望一種更富裕的生活，但他們在實踐中肯定放棄了這種期望；隨著有組織管理的增加，目標的多樣化必定會讓位於一體化，這是對有計劃的社會和人類事務中獨裁主義原則的報應。”
集體主義有它的獨特優點，但必須融入在個人主義當中，才能有效發揮出來。但它一旦“上升”為集權主義，其後果比毛所列舉的個人主義的極端特征更加可怕，而極端的個人主義實際上比極端的集體主義難於存活，而集體主義往往是必然淪為集權主義的工具的。
哈耶克在《偉大的烏托邦》一文中指出：
近些年來，對社會主義無法預料後果的舊有恐懼，再一次從意料不到的方方麵麵表露出來。一個又一個的觀察家，盡管在研究他們的題目時期待迥異，但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下許多方麵情況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這個國家和其它地方的“進步人士們”仍在自欺欺人，認為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代表著對立的兩個極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問，這些新的暴政難道不是同一種趨勢的後果。即使共產主義者們也想必多少已為諸如列寧的老友馬克斯·伊斯門先生所作的那類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認，“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並且它“最好被稱為超法西斯主義”；當我們發現同一作者承認“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斯大林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它是國有化和集體化不可預料但卻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屬物，而這兩者都是他賴以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計劃的一部分”，他的結論明顯地具有更廣泛的意義。
至此，我們可以感覺到，集體主義在極端情況下的危害遠遠大於極端個人主義的，因為中國的集體主義之下掩蓋的卻是徹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他們不能因信仰知識、理念而團結起來，隻能時時刻刻顧及個人門內的“事務”。個人主義可以退回到原始形態，但它還是自由的；而集體主義無論在任何旗號、名目下，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奴役性。隻有在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下，集體主義才有可能爆發出最偉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