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當生存條件基本得到滿足時，再求知與奮鬥就變得不可能了，而是轉向享受與腐化，這正是漢人（中國人）對他們言傳身教的結果，漢人是絕不輸於他們的。既然小康了、富貴了，就不可能再奮發求知了，而是必然性地腐墮，這對當代追求“富強”中國人來說，是個極大的警鍾，小（或大）康了怎樣？富貴了怎樣？難道就是為了再次地腐墮，延續古來的興衰“周期率”嗎？有了生活的保障，人們就轉向了玩弄小玩意兒，高級一點的是玩弄權術。知識被完全丟棄了。由此也可知，“生活美”隻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最高表現形態而已！以生活化為中心，使人們對於任何生活之外的事物，任何知識係統，都毫不關心，毫不在意。在他們的人生字典中不存在對現狀，對知識的懷疑二字，除非在窩裏鬥的人事關係中使用。在對於知識的創造係統中早已喪失掉了最初的懷疑衝動，不講任何原則，沒有任何價值依托與信仰。比起這種種漢人的習性他們毫不遜色。當然，你如果讓他們退回其原本民族的形態，更是不行的，因為在那裏更缺乏優良的知識狀態。
北京的生活化至今沒有變，它的人事關係學玩得“很發達”，似乎正在帶領著中國“複興”傳統。
如果僅用生活化概括千年帝都的文化風氣還是比較標準的，因為它早已平民化、世俗化了。而作為官場的主流，生活化僅是休閑的內容，主要的是還是人事關係當中的“鬥”，它是努力要求上進的“奮鬥者”投注精力最多的方麵。
（2）.從做戲、專務虛名的風氣談起
此也算是中國曆史以來利用性知識狀態下的社會“發展”的最典型的特征了，不管什麼都專務虛名以牟取私利。求知並非真求知，做事並非真做事，盡是些“形象、麵子工程”而已，虛妄得害死人不償命。今人自然也繼承發揚了這樣“優良”的文化傳統。
元、清的前幾任帝王不是厭惡科舉，就是痛恨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滿族皇帝對漢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機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總結他和漢人打交道時的感覺說：“大約觀漢人雖似易，而知之卻甚難。凡其所言，必計及日後，易於變更。”“康熙常批評漢人為人行事缺乏原則，唯以取巧為能：‘副都禦使許三禮向朕舉薦熊賜履。當熊賜履被批平時，那些漢官也紛紛說他的壞話。而今見朕要起用他，又紛紛來說他的好話。……以此觀之，漢人行徑殊為可恥！’（172）”
“雍正帝對漢人的批評更有現實針對性和政治實用性，他對漢人的惡感主要集中在‘巧宦’，‘鄉願’，即太會做官，太會做人。他說，滿族官員往往實心任事，不怕得罪人。而漢官們外表和善，內心滑頭。他們把主要心思花在庇護下屬，為小集團謀利上，遇事不講原則，不從大局出發。他說：‘有一些封疆大吏，依恃自己平日操守頗廉，以為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對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這些‘巧宦’，所害甚大，都是因為他們平日模棱悅眾、違道幹譽之所致也。’整個雍正一朝，皇帝一直努力打擊官員中的‘鄉願’、‘油滑’之風，對於那些‘緘默為老成，以退諉為謹慎’把心思全花在保住自己祿位的人批評處理起來毫不留情麵。（172——173）”他們皆認為漢人“凡事不務實為要，專尚虛名”。中國人的所謂“人學”，也就是“人事關係”的“學問”，他所排斥的就是“知識真理”，排斥的是“真、善、美”，專以私利為上。人們隻能為了保住或獲取更大的“祿位”而“營造”出“一團和氣”的“社會文化”氛圍，人人都必須融入其中，“利用性”使得他們以之為榮，而不是以之為恥。
康熙皇帝評價說：“漢官但能作無實之文，說現成話，至軍務大事，並不能盡職。”“那些講道學之人，在家中危坐，但可閑談作文，一有職任，即有所不能。”“……講假道學，不能務實政。”（173）與尚需不實比起來，朋黨（典型的私利化的人事關係紐帶）之風應該是中國社會最“亮麗”的風景，而尚虛不實可以誤國，朋黨之風則可以亡國。如果說尚虛不實為“做戲”，而全靠結黨營私的人事關係之爭，就是“假戲真唱”了。在這樣的過程中，知識作為利用工具、招牌、擺設，而與天地奮鬥，都不如與人奮鬥的大戲精彩，是那麼地讓人癡迷於勾心鬥角，它與虛名，與生活美一齊構成了中國人的人生軌跡，同時也構成了中國曆史的發展軌跡。
張宏傑這樣論道：“朋黨政治起源於中原政治的山頭主義傳統。加入某個山頭，緊跟某個人，是在官場上混的必由之路。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社會生活中的正常現象。然而，二者致命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方的政黨是在台麵上進行，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爭辯較量。而中國的朋黨之爭則是在台麵下進行，雙方表麵上握手言歡，桌子底下卻使絆子下死手。朋黨政治囊括了中國人在惡性競爭中養成的全部惡習：沒有規則沒有底線，沒有道德心的約束。”（174）當然張隻是基於性格上的分析，不可能那麼深刻。這正是中國的“人事關係”的主流發展係統所需要的一種形態，與西方的運用性知識狀態發展係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雖然有諸知識係統，但已基本死亡，能維持社會“發展”（實際上隻是在維持一種僵死的現狀）的是人事關係係統。當然也可以說是利用性發展模式，但前者更貼切。對知識真理的熱愛、追求、奮鬥實現的過程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形態，那麼，總要有什麼來填補利用性下的空白的，自然，利用性知識狀態也培育出了符合利用性本質的文化傳統，那就是生活化的尚虛不實的人事關係發展係統。他們不講求運用邏輯推理證明了的知識真理去發展，隻有靠陰謀詭計。所以不講“理”，隻講私利。
（3）.從社會問題的日積月累談起
一個不求進步、革新的民族，其衰亡的過程就是社會問題日積月累的過程。沒有任何新的思想、製度等知識創造去扼製與改變種種問題的累積速度，去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其衰亡史必然的。
有很多人意識到：曆代王朝往往是開國之主能夠創立製度，因革損益。後代君主所做的，往往隻能是把一時一世的做法演化成萬世不可改易的陳規教條，最終導致名實分離，製度失效，國家滅亡。這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率就暴露出了知識不能得到創新的問題，推及整個民族，是同樣的道理。但是，利用性之下人們已喪失了任何革新的意識與衝動，他們都是在應付差事，拖延問題，熬一天是一天，或拆東牆補西牆，根本就不會想辦法從根本上解決。民眾也沒有意識要求什麼權利。人人在知識真理麵前，都是冷漠與麻木的。
7、從帝王劇的泛濫看國人對知識的認知狀況
中國當代的文藝影視除了“娛樂化”幾乎就沒有別的了，並不涉及知識求索範圍內的東西，尤其是敏感話題。從曆史傳統來看，專製不許議論，更不許提出異議。那麼隻有“生活化”的，“娛樂化”的東西允許“發展”了，可以粉飾太平嗎！在當代，由於一切求知、奮鬥仍都是為了生存私利，所以，當“生活”好轉之後，便注重“娛樂”了。從幾乎所有的文藝影視作品（國產）中就可看出：除了把一切的文藝影視作品“生活化”、“娛樂化”，他們搞不出什麼東西來了！首先激進性的東西不讓追求；其次敏感性的東西不讓碰；所能做的隻有“複興“傳統啦！無疑和曆史上一樣，這一切都束縛了國人的想象力、創造力。社會娛樂化、生活化，是利用性的體現。搞不出具有新思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