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若想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首先，必須打破專製主義對人性自由的鉗製，讓依附性的奴隸之聲變成真正具有人性人格的聲音，否則，即是反“失語”者也走不出這種陰影。如，曹順慶指陳中國文論“失語症”的症狀是：“中國現當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論話語，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或者說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學、文學理論、曆史理論等等)表達、溝通(交流)和解讀的理論和方法”,而“一個患了失語症的人,怎麼能夠與別人對話?”“對話”是他的最強烈yu望,而對話的第一步則是“確立中國文化自己的話語。”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的這種振興民族文化的強烈願望與啟示卻是得自於一個美國白人理論家拉爾夫·柯恩主編的西方學者的論文集《文學理論的未來》,他重點征引的那篇黑人理論家蓋茨的文章就發表在這本書裏。”另一方麵，正如陶東風所指出的：“雖然曹先生表示要‘立足於中國人當下的現實生存樣態，潛沉於中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內涵，複興中華民族精神，吸納古今中外的人類文明的成果，融彙中西’，好像麵麵俱到，無懈可擊，但是骨子裏依然是回歸傳統。”當代怕的就是用官腔去依附西方，或“回歸”傳統。說來說去還是五四以來那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籠統論調，盡管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可是隻講究小修小補，或大而無當的講求麵麵俱到，不從根本上從重點改變。中國人現在普遍在找什麼是“最現代性”的，以為找到之後就一勞永逸了，而從不想著自己創造，這是利用性思維的典型特征。
利用性的悖論矛盾是極普遍的。“……李清良的文章《如何返回自己的話語家園》十分典型地表現出兩個對於‘失語’論與‘重建’論者來說十分典型的思維方式：一是在口口聲聲聲討西方文論霸權導致中國文論‘失語’的同時，又不斷地援引西方理論，比如海德格爾、現象學等；其次是把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問題徹底還原為文化侵略與反侵略、文化霸權與反霸權的問題，其他的評價標準已經被完全放棄或轉化為民族主義的話語。前一個問題顯示了‘失語’‘重建’論者的悖論：在批評‘失語’的同時自己陷於‘失語’。”這種悖論的產生，是因為他們都在借用此觀點去攻擊彼觀點，而自己沒有創造出可以解釋、解決或其他新的觀念。利用性下的批評也隻能如此。接著他說：
……第二個問題表明了更嚴重的價值混亂：在民族的標準之上沒有更高的文化價值標準。文章基於中國文化已經沒有“精神家園”而提出了“話語返家”,並把它當成了一個自明的前提,然後把中國的現代當代文論史完全描述為一個“他者化”的曆史:“一般來說,近代以來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話語喪失,是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優勢為其支撐的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果。”具體到中國,作者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征服的屈辱曆史使我們將其軍事、科技、經濟等優勢等同於其文化的優越,而將中國的落後等同於中國文化的低劣。這樣的論述所存在的問題是:首先,西方的軍事、科技與經濟的優勢是否可以與它的文化脫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同樣,中國經濟、軍事上的落後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與文化緊密相關的(這些都是“五四”以來的文化啟蒙主義者已經充分論證的,這裏不做贅述)。中國現代的啟蒙知識分子雖然的確是從經濟軍事的失敗作為動因開始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但是卻不能由此認定中國文化本來是沒有弊端的,是完美無缺的;其次,如果完全用軍事與科技上的失敗來解釋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文化批判,那麼,就會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中國的文化與文論本來是沒有一點缺憾的,隻是因為中國在經濟、軍事上的原因,才使得中國的文化處於西方文化的霸權之下從而被中國知識分子自己拋棄的。當文化與文論的得失問題完全被轉化為中國與西方的文化權力鬥爭問題以後,就沒有了超越於權力之上的評判標準了。這必然導致價值的混亂,或者走向民族虛無主義,但更可能走向對抗性的立場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邏輯。因為我們對於中國的和西方的文化都失去了普遍的價值評判標準而隻剩下對於其民族出身的鑒定。
這裏的“民族的標準”，或民族的文化價值標準，也仍是生存私利上的標準，而非精英們基於對某種價值理念（知識真理層麵的）的認同共同建立起的合乎知識邏輯規律的標準，他們是唯恐被誰也看不清道不明或政治導向的“霸權主義”所覆蓋的一種本能的反應，這隻能屬於生存私利層麵的，而非知識真理層麵的。以生存私利為中心的所有價值標準，必然是混亂的，它可以是汪洋，也可以是臭溝渠，原本就沒有什麼值得信任的可以被堅守的普遍價值評判標準，因為沒有人在意這種價值標準是否盡可能地符合知識真理的規律。對待中西，都“隻剩下對於其民族出身的鑒定”了。利用性之下，中國不可能“建立起超越民族主義的普遍性標準”。
必須指出的是，“……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話語喪失，是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優勢為支撐的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果。”這完全是一個“受害者”的強調，好像責任都在別人身上，就像當年打倒孔孟及傳統文化一樣，都是別人的錯，從不習慣於找最主要的起決定意義的內因。即使作為西方發達國家來說，中國人也隻看到了軍事強勢下文化強勢的表象，而沒有分析清楚這根本上的不同在哪裏，如果真的是這樣，日本文化早就稱霸東方了，但是不是這樣的，文化的強勢是軍事強勢的基礎，知識的強勢是文化強勢的基礎。他們弄反了。中國人僅僅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根本不在意知識本身的意義。日本沒有反對什麼這個霸權，那個霸權的，但是他們注重真求知，與運用知識，所以發展得很好，而中國利用性的狀態並不在意後者，隻是在依附形態下，對罵，對打。隻會“以引進代替創造”。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認為：“上個世紀以來，在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衝撞之下,中華傳統文化更加快速地由‘存在論’轉型為‘知識論’。於是世界、人性分裂了。‘知識論’式的漢語文化與詩學再也無法關切‘存在的詩意’，再也不會‘敞亮’和‘引領’出‘世界的意義’。正是在這一‘知識論’的意義上，在漢語走想邏輯分析和認知理性的同時，‘作為我們原初語言的‘母語’，漢語才真正‘失語’了。”“在作者看來，中國古代的文論與文化本來處於‘存在論’視野下的，它達到了‘天人合一’、‘人在世界之中’、‘人與世界糾纏在一起’（海德格爾)的境界。隻是在上個世紀以後的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衝撞之下,中華傳統文化才遺忘了‘存在’而轉型‘知識’。於是世界、人性分裂了,於是中國文化與文論失語了。可見,生存哲學意義上的‘失語’說到底還是西方文化惹的禍:在(西方的)邏輯分析型知識對(中國的)體驗感悟型知識的整體切換過程,造成了中國現代文化與文論、也是整個世界的文論不能通達存在的詩性意義。西方現代性害了中國文化不算還害了整個世界文化。”（陶東風）
此論雖有一定道理，但更膚淺。好像中國在受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衝撞，使中華傳統文化遺忘了“存在”而轉型“知識”，“於是世界、人性分裂了，於是中國文化與文論失語了。”好在“他”看到了傳統“生存哲學”，看到了西方知識（邏輯分析和認知理性）。不過就是沒有看到各自不同的結果，所以是奈不住推敲的。他們都沒有發現，生存哲學，與知識型（西方）的背後還隱藏著什麼。如果中國能以知識真理為普遍價值依托，這種中西“切換過程”本身所蘊含的東西不應該被表象所代替。當然，這種“切換”，切換掉的隻能是知識文化形態的特征，不會是“利用性知識狀態”觀念本身，即使是切換得來的邏輯分析型知識也隻是一具空殼。最終害了自身文化的隻能是國人自己，是自身的知識狀態，而永遠不會是其他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