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國文論“失語”的根源
因為利用性，所以什麼都可以拿來，也什麼都可以扔掉，總之，並不熱心進入拿來或扔掉的東西內部，去認真“運用”。關於中國文論“失語”情態，其實它早就存在了，隻要利用性知識狀態存在，文論失語就一定存在。“失語”是傳統利用性知識狀態的“私生子”。相對於先秦諸子來說，中國人已有兩千餘年沒有發出過自己的聲音了，隻有鸚鵡學舌，因循聖言經典，即使有聲音也隻是在附和或對罵。都是熱鬧一陣，偃旗息鼓，不會有什麼變化。“失語問題”也是這樣，這裏先引述一下“文論失語”的大概背景和情形。
20世紀是文學評論風起雲湧的時代，特別是西方文論的傳入，給中國的文學理論帶來了新鮮的血液，給批評界帶來了所謂的繁榮，但在繁榮的深層處，我們靜心的略加分析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現代文論的“失語”。即近代的中國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更談不上所謂的影響，我們自己的文論尷尬的達到噤若寒蟬的地步，沒有自己的範疇、沒有自己的概念、原理、標準體係等。20世紀中國文論的發展在虛假的繁榮下失去了自我，喪失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喪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喪失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回顧一下20世紀中國文論與文學過走過的路程我們不難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20世紀的中國文學經曆了大致三個階段：1）、世紀初至40年代初；2）、四十年代初至70年代末；3）80年代初至世紀末。第一階段的文學創作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倡導“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具有強烈的反封建、反傳統的精神，它對人的關注，對人性的啟蒙具有前所未有的威力，但是不要忘了這一切的提出是以西方文學作為參照物的。30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學就不用多說了，文學作為民族救亡的一部分，盡管存在一定的文藝論爭，但這些論爭的實質在那裏？在對自己民族創作的文學實踐進行係統的分析嗎？是從自我的創作中發現理論嗎？不是，而是持不同西方文學觀念以及對待現實生存狀態的不同態度之間的衝突，可以說西方文學的觀念已經開始試圖對中國的文學進行闡釋，而深入了解自我，對自己現狀的研究工作在激進的思潮中開始走向一個新的方向，文論的發展有了追逐西方的傾向。文學與文論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距離和隔閡。第二階段主要是從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終於1977劉心武《班主任》的發表。這一時期，文學作品在政治的強化下，出現了所謂的意識形態一體化的傾向，政治性、黨性、階級性成為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文學理論的研究基本上圍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文藝源泉、功能、標準等方麵進行注釋，文學創作在政治政策的規定下，在文藝理論高度製度化的傾軋之下變成了應和之作。理論與文學創作呈現倒置和錯位。第三階段，對“對文藝從屬與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等有關命題進行反思，文學從政治中解脫了出來，文學理論家們對文藝理論進行新的定位，回到文藝理論自身的發展規律上，同時從新對文學進行界定，進一步的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文藝理論界不免對西方的美學、哲學、文學理論的譯介和借鑒。這些新的理論和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開拓了文藝理論發展的新視野，把中國的文論從政治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可是卻有使中國的文論跌入另一個深淵：即在極度亢奮的情況下，在新的事物麵前，理論家在盲目的引進和追逐中，為了貪圖一時的盡興，盡管出現了所謂的繁榮，卻忘記了自己的自我。從古希臘到20世紀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的理論思潮在中國的文學大地上掀起了一陣陣的浪花，似乎西方的文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盡管有一些理論與中國的文學有過很好的結合，但是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所謂的變態結合體，有的理論家好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無論什麼樣的作品，無論什麼樣的文學現象，都用西方的理論來進行牽強的解釋，盡管解讀的內容完全是一種扭曲也意猶未盡，大有不用西方的、異域的就不能解決當下問題一樣。陷入一種與本土文學相違背的迷狂，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在理論家自得其樂的不知不覺中出現了脫節。
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之間的隔閡、錯位、以至於脫節並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日積月累的結果。當我們突然開始審視自己的時候，茫然的發現我們的話語權那裏去了，我們自己的理論怎麼這麼的無力，周圍的一切都是充斥著異域的聲音，我們自我的話語、方式以及獨自言說的能力喪失了。看完讓伊夫·塔迪埃《20世紀的文學批評》，那種失落和痛楚久久充溢在自己的胸間，不能抹去，一個試圖歸總一個世紀的世界批評著作中，卻隻字未及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的理論和批評。這讓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批評工作者、研究人員和文學教授的國度能不感到汗顏嗎？中華民族的文學批評、文藝理論和方法論理應在世界文論中zhan有一席之地，可惜現在突然發現沒有了，喪失了。隻留下讓人思考的餘地，所有人都認為理所應當的東西就這樣蒸發了，不知不覺，批評家、理論家、文學教授等等陷入一種失語的焦慮，當有學者提出“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貧困化”，將當下文學批評的弱點坦陳於世人麵前，當一批晚生代咬牙切齒罵上陣來，怒斥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者是一夥“藝術直覺為負數”的“麵目猥瑣的食腐肉者”時，理論家無論如何是不能等閑視之的，他們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應該是怎樣去找回自我，怎樣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重新構建自己的話語：即擁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在本土的話語領域裏找到自己發聲的方法，在自己的現實世界裏建構適合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論和方法論。（陶東風《淺談中國現代文論的失語》）
在中國，儒學（古代）、馬列有什麼樣的尊位，西方文論就會有什麼樣的尊位，因為它們都代表“最大利益”，而且隻是利用，隻要利用他們就能獲得最大化的利益。
引進的知識——西方文論，隻是拿來作為標榜現代性的利用工具，在中國人看來，自己有再多的創造（當然也不可能產生）也不是現代性的，隻有西方的是，利用性使人們隻看“牌子”了，比如隻看“名氣”，“名牌”，“高學曆文憑”，而不管實際上的創造與真理與否。所以在人們眼裏，隻有“西方”這個牌子才是最現代的，中國出產的“創造”就不是最現代性的，因為中國這個牌子是落後的代表，這種觀念在官場中最流行，他們隻看的是牌子，也就是虛名，而不會管真正的創造成果，比如，在中國的許多重大項目、工程的設計都是看西方的這個牌子而定的，中國人自己的再好，也是壞的，他們從來不按知識真理的規律做事，隻靠“關係文化”所需要的“虛名”。這和毛的時代，五四時代及古代對待知識的態度是一致的。人們不會探討現代生活與知識真理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邏輯關係，也從來不會去探討、學習、運用知識真理的邏輯關係，及對於現代生活的決定性意義。隻是利用一下。所以再多的先進文論等知識，引進過來隻是玩玩，以標榜“現代性”而已！所以，結果隻能是“沒有自己的範疇、沒有自己的概念、原理、標準體係等。”知識真理被發掘出來，創造出來，不易！但被堅守、實現更是難上加難。中國人連失語的根源都找不到，又怎麼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