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怎麼說我們不是製造業大國呢？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一個新觀點，也是我個人的研究心得。我要清楚地告訴各位:今天的國際競爭已經不是企業的競爭，已經不是產品的競爭，而是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全新的產業鏈的戰爭市場。
什麼叫做產業鏈戰爭？我就以芭比娃娃為例，芭比娃娃也是中國出口玩具中的一種，而眾所周知去年中國和美國之間產生了比較嚴重的玩具貿易摩擦。美國政府以及美泰等美國玩具進口和零售商對我國的玩具出口產品百般挑剔，比如提出含鉛量超標等等的問題。可是當我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會含鉛量超標呢？又有多少退貨是產品設計的問題呢？
而大家知不知道，以芭比娃娃為例，我們製造的過程當中，破壞我們的環境，浪費我們的資源，剝削我們的勞動，可是真正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製造出價值一美金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後在美國沃爾瑪的零售價格是9.99美金將近10美金。我請大家仔細想想，從一塊美金升值到10塊美金的的過程當中，10減一，這9塊美金的價值是從哪裏來的？
產業鏈6+1。……
產業鏈定位悲劇。
赤裸裸的事實是我們已經失敗了，因為我們被定位在價值最差的製造業環節，而這個製造業環節的特征就是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剝削勞動力。而六大軟環節，既不剝削勞動，又不浪費資源，更不破壞環境，卻能創造出九倍的價值。大學生在這六大環節當中才能有學有所用,才能替國家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首先說，無論是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國、民企業，因為利用性知識狀態傳統，使得他們隻看重私利，GDP，短效性的利益，而嚴重忽略了知識探索在經濟及整個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與意義，從唯GDP是從、隻重經濟與虛名中便能透視出數千年來國人求知的基本內涵，也是唯一的理路。而在所有的“國立”經濟獎項，幾乎也都是通過“關係”才能獲得，可見其發展的基本“理念”，“關係”、私利仍重於知識真理。
其次，在占經濟總量七成的製造業中，僅靠廉價的勞動力與資源的消耗來推動，它不需要多大的知識含量與創造性，一方麵靠壓榨勞動力；另一方麵高度消耗資源，都談不上可持續性，處於產業鏈的最低端，賣的僅是資源。而不需要消耗資源的上麵6個環節均是創造力的運用、發揮的地方，而中國曆史以來所嚴重欠缺的就是這些。
再者，學校教育的“文憑工廠化”直接失去了教育的本質意義，不重發掘個性創造，隻重虛名與私利，培養出的都是“統一”標準的“人才”，與相同的社會環境一齊導致了就業麵的狹窄、單一。
正如郎先生所言的：“……六大軟環節，既不剝削勞動，又不浪費資源，更不破壞環境，卻能創造出九倍的價值。大學生在這六大環節當中才能學有所用，才能替國家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也正如前文中所說，求知隻是利用知識一級一級獲得高文憑學曆，人們都圍繞一個“牌子”而轉，就像古代就是為了要考中一個“進士”的（虛）名分，而知識本身並沒有被重視，無法獲得再創造，這樣一來，求知仍是傳統式單一且僵死，僅僅局限於“當官與發財”的“二元一體化”傳統私利化結構，求知的人越多，失業的人也就越多，因為每個領域的官場化，使得機構腐敗而臃腫，無法容納隻是追求高官與巨富的那麼多人，他們既創造不了財富，更不可能拓展財富空間，因為隻有運用性的知識狀態的民族才有這樣的能力。所以，中國的知識結構，從傳統看仍是單一的，就不可能增加或持續增加財富及其空間。
其四，“……我國經濟就是一個畸形扭曲的‘二元經濟’，一方麵是由於產業鏈定位錯誤苦苦掙紮的製造業，另外一方麵是極其火爆以拉動GDP為主導的建設工程包括了鋼鐵，水泥，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國企，替他們融資的銀行等等。前者占了經濟總量的七成，而後者占了三成。這種二元經濟就是中國的特色，但最近幾年由於政府政策的錯誤，使得二元經濟現象更加嚴峻。”看樣子他們還是不肯放鬆對知識、教育的專製權，還想再繼續危害民族的根本利益。在這裏先不說別的，郎先生2007年所寫的《中國經濟的“八大危機”》，也許是因為沒有“關係”，並沒有被決策者重視，他們寧可相信那些粉飾太平的“關係戶”，也不肯相信事實“真理”。也畢竟沒有“運用性”傳統。當然，它逃脫不了曆史的結局，這種發展過程就是腐墮、衰敗的過程，隻是苦了民族的未來。
國家發展的“獲取性”與發展極限所體現的“興衰率”的輪回性，必然是在這種短效性的，自我瞞騙的狂歡之後到來。
2007年中國富豪行業分布顯示為：房地產占24﹪，製造業占22﹪，IT占8﹪，醫藥占6﹪，金融占5﹪，服務占4.7﹪，鋼鐵占4.4﹪。房地產與製造業等都是以消耗資源來發展的，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曹建海所說，都是靠炒地皮，消耗有限資源暴富的，沒有什麼技術含量。炒作的虛假泡沫性質，不僅在經濟，還是娛樂文化領域裏“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消耗資源，把假的炒成真的、沙子炒成金子之外，有技術含量的都搞不了。即使IT業，中國不是引進技術，就是全套引進，然後，翻造、改裝、加工，甚至大量造假。隻體現了小聰明，沒有大智慧。
3、從台灣經濟看中國未來
之所以講台灣經濟是因為其與大陸的經濟發展性質有著天然的相似性。它的發展比大陸早幾十年，民主政治已基本實現，可是它的實現似乎沒有給台灣但來什麼實質上的活力，不是民主的活力，而是求知狀態上的活力。它沒有日本的真求知性，盡管有民主政治上的活力，但似乎就是用不到正地兒。政治上一會兒打，一會兒罵的，很熱鬧，但在各領域的創造性上，卻絲毫看不到任何原創的影子。
台灣地區和大陸一樣，太局限於生存私利上的活力，隻知道投資賺錢，卻不能運用知識，拓展財富空間。它隻是世界商品的加工廠，而不是原創的場所。他們基本上延續著從日本、歐美引進技術，然後加工製造，再出口的模式，在經濟起步時候是有效的，並能延續一段時間，如今，若不是比之落後的大陸的開放，使其有了龐大的投資與銷售市場，恐怕其經濟是很難維係繁榮的，更不要說轉變結構了。
1949年以來，台灣經濟發展大致經曆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經濟恢複時期（1949——1952年），主要靠美國援助。第二個時期：以農養工發展時期（1952——1960年）這一時期的工業，重心放在了資金需求量不大、技術要求不高，建廠周期短的民生工業上。第三個時期：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時期（1960——1986），這個時期外資對台灣工業化和出口擴張起了重要的作用，民間企業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產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力。台灣企業從日本進口生產資料，向美國出口工業品，形成了生產上依賴日本、市場上依賴美國的三角貿易關係。……至此，台灣工業建立起了一個以出口加工區為依托，以輕紡、家電等加工工業為核心的產業支柱，由此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第四個時期：經濟轉型時期（1986年至今）台灣經濟雖人均GDP較高，但內需市場狹小，自然資源較少，科技基礎薄弱，井受此製約，形成了"淺碟子經濟"的特點。這一特點主要表現在對海外市場和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1980年，台灣經濟發展對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95.6％，其中對出口貿易依存度也達47.89%；1995年的依存度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81.65%，其中對出口貿易依存度還有42.36％。近幾年來雖然台灣產業升級取得一定成效，但關鍵技術仍然對外依賴性較高，如集成電路芯片產量已躍居世界前列，但其電路設計這一關鍵技術仍主要依靠發達國家。所以，台灣產業升級雖有進展，但整體工業技術並無突破性發展，工業技術自主開發能力不強的基本格局仍未改變。台灣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較高，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和製約較大。近幾年台灣經濟能維持適度增長，新市場開拓、貿易創造效果大於技術創造效果。
原來台灣經濟也是以“依附”與“闡釋”為主的！他們和大陸人一樣，隻知道掙錢重要，不知道知識創造更重要。
顯然，台灣並不注重科研的投入，知識技術的創新，不挖深井，隻挖溝渠。大陸的情形與之很相似，當出現同樣的“淺碟子”危機時，事情就很難辦了。雖然台灣自然資源少，大陸的人均資源也並不多，過度消耗、浪費，也很快會有枯竭的時候。這種發展是後勁乏力且不可持續的。
有人認為台灣經濟麵臨的主要問題均是政治、經濟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我不知道這個“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具體指的什麼，但我知道，其政治紛爭的混亂、激烈，經濟不景氣，一定與其自身的知識狀態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們的政治紛爭仍屬於“私利化”的紛爭，各黨派在爭私利，而沒有任何知識真理層麵的信仰，達成發展上的共識，自由、民主的意義似乎到此終結了，任務完成就沒有其他的知識可以追求了。
一個人沒有信仰，一個政黨沒有信仰，一個民族沒有信仰，是沒有前途的，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建立信仰，沒有意識去建立知識真理層麵的信仰，就不能激發民族對普遍知識真理的追求，最終也就無法持續促進社會的進步。台灣就麵臨著這樣嚴峻的問題。他們奮鬥得來的自由、民主僅僅是社會得以進步的基礎條件，但自由、民主實現之後會出現新的危機，如價值取向的迷失，沒有對普遍知識的追求與信仰，在政黨紛爭中體現得十分明顯。黑金政治、無良媒體、民粹主義、搞族群分裂，仍暴露出了“娜拉走後”的空洞。政黨紛爭本來並不是可怕的事情，問題是他們忽略了主要問題——社會的發展。台灣很多學者對**都沒有好感，認為他是一個權力狂，為了謀取選票不擇手段。還有人認為，對於社會事務，**有許多想法，做不到，因為國民黨在國會和他搗亂。還有學者說，國民黨是一個帶有濃厚封建氣息的政黨，他們的領導人，是要靠上一代提拔的。馬英九就是這樣被提拔上來的。這就暴露了很多問題。在中國，原來沒有民主的形式，是一個朝廷或一個黨派執政，他們爭奪私利都屬於內部紛爭，或內訌。在台灣則是，雖然有了民主的形式，黨派多了起來，但卻形成了各黨派都是在爭自己的私利，無論他們執政黨的政策對社會來說是好是壞，他們似乎都不關心，而隻關心自己的私利目的是否能達到？或如何達到？是不惜犧牲民眾與社會的發展利益的。這樣一來，西方的民主在中國就變味了。原來是個人或結黨營私的團體之間的爭奪私利，現在變成黨與黨之間了。外殼變了，可是內在的發展本質沒有變。在西方兩黨之間雖有紛爭，但是當政策上達成一致的時候，他們都會嚴格執行，也就是他們能基於共同的信念——如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協作達成某種有意義的目標，即能以信仰“知識真理”的意識為基礎去處理一切事物，而不像中國人，做事之前都是在考慮個人或自己黨派的私利。無法基於相同的理念而團結做事，所以，在中國利用性的知識狀態下，“娜拉走後怎樣”？這裏不僅是專製針對民主，而是民主實現後又怎樣？台灣仍然還不是空有其表嗎！？沒有普遍性的對知識的信仰，不能以知識真理為一切發展的基礎。比如，團結相對一盤散沙就是真理，“公利”相對“私利”就是真理。而台灣的混亂、無序正是中國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典型反映。以知識真理為為普遍信仰，共同的科學的知識理念才能真正促進社會的進步。看樣子，中西的知識狀態的區別，並不簡單。民族能得以持續的真正的進步，必須全麵覺醒於知識狀態，建立對普遍知識的追求與信仰。民主既要實現，但它隻是個開始.